历代史家不何不提及治绩而着色隋炀帝在位期间的“花边新闻”

　　杨广怎么知道，后世在书写他的历史时，几乎没有提及这些治绩。有的史书甚至故意把大业五年的统计数字提前到大业二年，意即说明这些数字乃杨坚所创造，与他无关。

历代史家几乎把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写他在位期间的一些“花边新闻”

他们说，皇帝喜欢排场，爱好新奇，他命令用羽毛给自己三万六千人的仪仗队装饰帽子。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人们拔光了全国几乎所有鸟类的羽毛。乌程县有一棵巨树，高达百尺，顶有鹤巢。人们为了取老鹤的羽毛，要伐倒这棵巨树。老鹤恐怕树倒子死，乃自拔羽毛投于地。

他们热衷于渲染杨广举行的游乐活动的奢侈壮观。说什么隋炀帝召集天下杂技演员“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

他们一再强调隋炀帝给天下人民带来的痛苦“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以何种姿态进入历史是每个大人物最为关心的事。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而是史官。史官们坐在书房里，稍稍偏偏笔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新唐书·列传第四十》）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使乱臣贼子惧”。目的决定手段，为了有效地“扬善”和“惩恶”，让人“感动”或者“恐惧”，就必须采用“典型写作”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便使人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写作”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的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神话的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从有文字开始，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中国史书的浩繁，为世界所仅见。，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中肆无忌惮地造假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