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前，大清紫禁城里的哭声

袁世凯在1915年。

　　黄波

　　1911年10月(旧历辛亥年)，武昌一声枪响。与精心谋划但终告失败的黄花岗起事等暴动相比，这一次，革命党可谓仓猝而应，事前并无成算，但却取得了如孙中山事后所承认的“意外的成功”。

　　从黄花岗到武昌，革命党的力量并未得到实质性改观，但相形之下，厌弃大清王朝的阵营却是明显扩大了，否则无法解释作为孤城的武昌一声号召，居然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响应，而且在这些响应的地方，出面主持独立的多数并不是革命党人。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历史循环的定理再一次显露了它的伟力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王朝仍然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军队要在皇室手里”

　　慈禧光绪死后，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摄政王载沣实在有点力小而任重。

　　载沣身份颇为特殊，他既是光绪之弟，又是慈禧最宠爱的大臣荣禄之婿，故当慈禧不惬于首席军机奕劻之际，乃命载沣入军机以分其势。这就是载沣进用之因。

　　载沣此人其实也没有多少明显的缺点，但能力平庸却是不可讳言之事实。能力平庸一点，如果谨慎小心，不乱变更，也许还可以维持守成的局面，但载沣却想干成一件大事，以确保清皇室的万世基业。清季革命党以满汉民族矛盾作为他们向清王朝攻击的利器，如何防范？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说载沣1901年到德国去了一趟之后，自以为取得一条真经，即“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派遣满洲少年亲贵们放洋学习军事乃流行开来，年轻人都是有权力欲的，亲贵们回国后在这一点上便很容易和载沣达成了共识。

　　不论是非，单纯从统治效果上分析，让所谓自己人抓兵权是不错的，但也要看时机是否得当情势是否许可。对于在种族革命风暴中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来说，在军队中排汉不是正好给革命党提供了攻击的炮弹吗？而就当时的客观情势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在军队中苦心经营多年，手下高级军官均唯其马首是瞻，又怎能通过换上一些并未打过仗的满洲少年亲贵统领，就令军队改心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