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自揭享央视特殊待遇：1年到台仅12次

崔永元，一个名字，在南方周末的一则消息中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向记者坦言：“我在微博上与他拼了，为了真理。”这里的“他”，指的是方舟子。

2013年9月，一场因转基因问题引发的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在崔永元和方舟子之间展开。这场战斗，让崔永元不惜放弃央视的舒适环境，选择挺身而出。他回忆道：“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微博上与他交锋，连续发微博，天天掐架。央视那边似乎也不闻不问，我知道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崔永元在央视时，享受着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特殊待遇”。他不需要参加例会和随时被召唤，一年只需去台里12次。这样的特权，源于他“有病”。但他坦言：“所有人都给了我最好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的抱怨，实际上是对于央视制作节目的理念。他曾三次递交辞呈，其中一次是在吃完后，写的辞呈像是一本“三十万言书”。

离开央视后，崔永元更是全身心投入到转基因的研究中。他自费赴美拍摄相关纪录片，通过互联网与大家分享。他在政协会上提案，要求了解农业部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更多信息。他坚定地说：“我维护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如果转基因真的那么好，为什么如此经不起质疑和反对？”

崔永元的公众形象在网上似乎有所改变，他变得偏执、爱发火、有时也骂粗口。但他认为这才是真实的自己：“现在我想发火就发火，想骂人就骂人，没有什么公众形象这一说。”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他，在央视的日子是否看起来很风光，而他又感到委屈从何而来时，崔永元回答：“我觉得没有什么委屈。在央视时，我是体制中的崔永元，需要服从命令，做得尽善尽美。而现在，我是本性的崔永元，像‘疯狂原始人’一样。”他强调：“我希望你们理解，这两个崔永元其实是一个人，只是生活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而已。”

如今在传媒大学，我享受着无人干涉的自由，但若是有人对我进行适当的管理，我可能会感到不适。回想起在中央台的日子，他们为我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环境，使我感受到自己的特殊地位。

其实是我对自己有着乌托邦式的新闻理想，我渴望触摸到那个理想的境地。我不仅要自己达到，还要求所有的同行一同前行。我梦想我们成为全球最优秀的电视台，超越CNN和BBC。即使是拍摄《动物世界》，我也要让它超越原版。尽管这听起来像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每天都在为此努力，这也让我时常感到不快乐。实际上，没有人对我进行过无理的欺压。

对于南方周末的提问“你为何拥有这样的特权？”我想说，这源于我的病情。大家都知道我饱受失眠困扰，常常在凌晨才能入睡，下午才能醒来。当需要早晨八点开会时，我还沉浸在药物的影响中，无法起床。那时的我，甚至开车都可能引发车祸。我曾经做过测试，服用之后，突然灵感涌现，于是我写下文章，心满意足地入睡，但第二天醒来，我对前一天写的内容毫无记忆，思路也断断续续。

我曾两次提交辞职报告，一次是因为在《实话实说》节目中，选题被大量淘汰，还经常受到批评；另一次是四年前，《小崔说事》采访了一批作家后，虽然社会反响热烈，但收视率不佳，让我感到巨大的压力。

记得当时写的辞职信中有封特别详细，叮嘱接收人要保重身体，还有其他种种嘱咐。而关于中央台的现状和未来规划等等，写得热闹如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一般，虽然乱七八糟但也表达了我深深的思考。

然而在2013年，当我真正递交辞职报告时，内容却简洁到只有四行字。我提到身体无法胜任一线工作，希望能调往学校任教。就这么简单。

对于南方周末提及的1993年的新闻评论部记者规范，那是我参与制定的。当时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规范，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进入这个领域时都是外行。我们不知道采访的原则，也不懂机位等很多基础的知识。我们通过制定规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例如选题被毙后该如何应对等等。但你会发现永远做不到完全的规范，规范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提高。

然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却是铁丝网般的规矩，看似束缚实则让人无法前行。所有人都感到困惑和退缩，尤其是那些创业初期的人们。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我刚开始做《实话实说》时，我庆幸自己这样一个口音重的人也能主持节目，这是电视媒体的宽容。但现在我发现这个平台真正美丽的地方是它能容纳不同的声音。过去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已经改变，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假如将国家大剧院比作人艺，那么国家电视台就应该如同八点钟的钟声，准时敲响，引领观众欣赏最精彩的话剧、新年音乐会、昆曲、外国演出团以及皮影戏等精彩演出。无论观众是否喜欢，国家电视台都有责任在黄金时间播出这些节目。如果在此时还在讨论收视率、广告收入等问题，那么这就不再是国家台，而更像是一个商业频道。

崔永元曾在《实话实说》节目中坦言，到1999年时，他无法再忍受节目受到的各种限制和审查。从报题到最终播出，每一环节都充满了挑战。尽管他们尝试以各种方式应对，如请嘉宾讲述故事等，但往往仍无法通过审查。有时，他们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嘉宾表达观点，但这些内容却可能被剪掉。这种情况让他们感到疲惫和无奈。

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小崔会客厅》是否一开始就确定以省部级官员为采访对象时，崔永元表示确实如此。他回忆了第一次采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时的情景，并表达了对采访过程的真实感受。他提到，希望有机会采访更多的一把手，甚至向温总理提出接受采访的建议。

谈及为何《小崔会客厅》没有成为常规节目时，崔永元表示主要是采访对象的特殊性使得节目难以常态化。他提到，两会期间是采访省长的最佳时机。虽然他也尝试过其他娱乐节目，但感觉并不舒服，因为他认为娱乐节目也可以有更高的信息表达量。他对娱乐节目的标准有着自己的坚持和追求，这也导致他在某些节目中与合作伙伴产生分歧。

谈及《小崔说立波秀》停播的原因时，崔永元表示是因为与周立波的观点分歧。他担忧在制造笑料的是否传递了正确的信息和声音。对于满场笑声和真实的掌声，他强调这都是节目真实的反应。他也曾因为一些节目内容的问题与周立波发生争执，最终决定停止合作。

谈及回应水均益的微博时，崔永元感慨时代变迁，他们那一代人与现代年轻人的追求和思考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同。他认为现代年轻人更现实，追求有尊严的生活。他提到与年轻一代的关系就像他与这个时代、电视市场的关系一样，虽然他们做得风生水起，但他更追求电视传递思想、产生思想的功能。最后他表示看好下一代的关键是他们“不听话”，这也许是他们最宝贵的特质。

在当下这个时代，年轻的力量犹如春风般席卷而来，如同破晓前的曙光，预示着无限的希望和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和父母辈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机与活力，如同在采访中遇到的年轻人那种闪耀的独立思考之光。这种光芒是叛逆的，却也是美丽的，它象征着年轻人不受束缚的创新思维，也带来了无数的创新硕果。就如崔永元所说：“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年轻人？因为他们有手艺，到哪里都能活。”这样的勇气和决心是我们所缺少的。崔永元继续分享道：“时代不同了，现在年轻人机会太多了。他们不再害怕失业，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在哪里，他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这就是时代的变迁，这就是年轻人的力量。

崔永元的口述历史团队正在致力于记录这个时代的变迁。他们正在深入挖掘抗美援朝、知青、私营企业家等历史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三线建设”、“新中国外交”等历史记忆也浮现出来。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投入和资金支持。对于资金来源，崔永元表示：“我们的经费主要来自学校每年的拨款以及基金会的募款。”同时他也强调基金会与研究中心是纯粹的业务资助关系，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等级之分。崔永元在基金会中虽然拥有最终签字权，但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权力是受限于理事会的制约和审核的。对于公众的质疑和争议，崔永元表示理解并鼓励公众了解公益慈善的操作流程和相关的法律。他认为公众质疑没有错，但也需要理解基金会的运作成本和法律规定。同时他也分享了自己对于基金会的理解和期望：“我们希望公众能够看到我们的透明化操作，理解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成本。”他还以李亚鹏和李连杰的基金会为例，鼓励公众理解他们的动机和目标。“他们选择用商业活动的收入来支持基金会的发展，而不是从基金会中谋取私利。他们的行为值得我们尊重。”最后他强调：“基金会的存在是为了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他们的实际贡献和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