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国之最(战国：从分立到统一)

战国与希腊中西文明根性差异比较之二

作者：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

一、战国时期的秦国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在1975年，中国经历了“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在湖北的云梦县，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史学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修建水利工程的农民在农田里挖出了一座秦国小吏的墓，这座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法家竹简。出乎意料的是，考古学家在这些竹简中发现了一篇名为《为吏之道》的官吏思想培训教材，其核心思想居然是儒家。

该教材中的格言如“宽容忠信”，“悔过勿重”，“和平勿怨”等，展现了秦朝晚期并不完全排斥儒家的证据。类似的内容也在王家台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中有所体现。这意味着，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战国晚期的整体潮流，政治观念亦基本趋同。

二、战国时期的六国与思想的融合

通常认为专属秦国的法家制度和精耕农业实际上是魏国发明的。自由散漫的楚国实行“县制”比秦国还早。商业发达的齐国，《管子》中也含有与秦相似的“保甲连坐”元素。思想家们同样体现了融合的趋势。尽管百家争鸣是思想自由的第一个高峰，但只注重了“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融”的一面。几十年来陆续出土的战国简帛证实了“诸家杂糅”的现实。在秦征服六国之前，诸子百家的思想融合已经开始。尽管哲学体系存在差异，但他们都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

三、战国成为思想制度的熔炉

秦国、鲁国、楚国、齐国、魏韩以及赵燕等各国都为大一统做出了贡献。秦国的法家为大一统提供了基层政权；鲁国的儒家为大一统提供了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魏韩的纵横外交和刑名法术，赵燕的军事制度等等都为大一统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最终的结果是汉朝的诞生，其政权结构来自秦，意识形态来自鲁，经济政策来自齐等。这表明大一统不仅是秦朝的成就，更是天下消化了秦的结果。

四、秦汉的道路选择与战国的关键时刻

秦汉的道路选择并非命运的偶然，而是基于夏商周的历史经验与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博弈思考。关键的时间节点在于战国五十年间。虽然秦并天下完成于秦王政时代，但奠定统一基础的其实是五十年前的昭襄王中期。当时六国仍有机会联手抗秦，而战国志士谋臣们的思想交锋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齐国的稷下学宫作为东方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与西方的古希腊柏拉图学院有着相似的地位。从商鞅变法开始的100年里，这里一直是与秦国精神世界相抗衡的重要场所。在稷下学宫的早期，阴阳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随着孟子的游齐，儒家逐渐崭露头角。到了后期，荀子这位儒家大师更是担任了学宫的祭酒，这一职位他连续担任了三任，被誉为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儒学大师却选择了前往信奉法家的秦国。

公元前269至262年间，荀子游历秦国，他的观察与记录在秦国的各个角落留下了痕迹。当秦相问及他对秦国的印象时，荀子高度评价了秦的百姓、基层小吏、高级官员以及整个朝廷，称其仿佛回到了古代圣王的治理时期。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古之治”是最高目标。若非两千多年后出土的秦简作证，荀子这番话几乎会被质疑为虚假。

从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到里耶秦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政权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每一道文书的流转，若发现有误，每个环节涉及的人员都要承担责任。无论是养牛比赛还是行政差错处理，都有严格的制度和处罚措施。与此相比，同为儒家的齐国，政治现实却与理想有所偏离，百姓贪婪、官员腐败。荀子认为秦国之所以强大并非偶然，而是其制度使然。但秦国也存在缺陷，缺乏儒家的治理理念。荀子认为，“节威反文”，应该任用诚信正直的君子治理天下。法家虽能建立治理体系，但在道义上有所欠缺。秦国若结合儒家的贤能政治与信义仁爱，才能成为未来的正道。然而秦昭王并未采纳荀子的建议。

长平之战后，荀子深受打击，放弃了政治活动，隐居在齐楚交界的兰陵，致力于著书立说和教学。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分别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和实践者。尽管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并崇尚法家的某些理念，但他的思想体系中仍融合了儒家的精髓。他强调义利兼顾、礼法兼治等观点。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源于他身处大乱之世的经历和理解。孔子和孟子所处的时代战争规模相对较小且频率较低，而荀子则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时代背景。这种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系使得荀子能够教出像李斯和韩非这样各具特色却又同样杰出的人才。公元前247年，正值荀子生活的战国末期，连年战争使得死亡数十万的悲剧频发。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求新的道路和答案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荀子听闻李斯入秦的消息后，已经年迈的他感到极大的担忧，甚至选择了绝食抗议。李斯和韩非这两位他的学生相继入秦后，极大地推动了秦国的统一进程。他们所信奉的法家理论虽为秦始皇所认可，却忽略了荀子所坚持的儒家价值观的重要性。

韩非和李斯虽为法家杰出代表，却在权力的角逐中遭遇了悲剧性的结局。他们设计的帝国虽短暂辉煌，却迅速崩塌。这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荀子的教诲：仅靠暴力兼并，无法真正实现人心的凝聚。秦朝的晚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可惜为时已晚。

荀子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等多家之长，他批判各家不足，同时吸收其精华。他注重实际，对于“中道”的定义比传统儒家更为深入。荀子认为，中道的标准在于是否有益于事理，而不是盲目遵从某种特定教条。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中华文明善于包容矛盾，结合看似不可能的事物，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在中华大地上和谐共生。

荀子的思想在死后却经历了曲折的境遇。虽然儒家最终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荀子的地位却一直较为边缘。他的思想被批评为驳杂矛盾，尤其是他的弟子李斯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更是让他的声誉受损。直到千年后，韩愈开始为荀子辩解，强调其实用主义精神。宋明理学仍对荀子的“性恶论”和“王霸兼用”持批评态度。这使得荀子这一曾和孟子并称的大家，在儒家成为正统后的1800年里，一直处在阴影之中。尽管如此，荀子的思想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反思。他的思想不仅是对儒家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战国时期各家思想的融合和创新。这种博大的精神，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珍视。自乾隆年间起，清代的大儒们开始了考据训诂的钻研，意外地发现，那些汉初儒学复兴的根基大典，以及今古文经学的传承经书，竟然都源自荀子的传授。诸如《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毛诗》、《鲁诗》、《韩诗》以及《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等经典，都被追溯到了荀子的源头。梁启超评价说，无论是今文经师还是古文经师，汉代所有的经学传承都源自荀卿，两千年的宗派演变，始终不离荀子的影响范围。

尽管荀子试图改革经典，看似异端，但他却是最为忠诚于经典的人。若没有荀子，儒家经典将可能全部失传，董仲舒也无法实现儒学的复兴，宋明理学更是连诞生的机会都没有。荀子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无名无位，甚至在兰陵的墓也一直处于荒凉寂寥的状态。明人李晔曾写道：“古冢潇潇鞠狐兔，唯有蛛丝罗墓门。”描述了荀卿墓的荒凉景象。

行走在纯粹与中庸之间往往困难重重，随时可能遭受两个极端的抛弃和夹击。但历史终究会沿着中庸之道前进。汉武帝与汉宣帝接纳了荀子的思想，实行“礼法合一”，“儒法合治”，并开创了汉家自有制度。之后的历代王朝也遵循这一思想。尽管荀子因不够“纯粹”而未得其名，但君王们都只采用其实用性而非理论性。幸运的是，荀子注重实际而非名义，使得儒法真正合流。法家构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基层官僚系统，而儒家则培养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至魏晋唐宋时期，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哲学，构建了儒释道合一的精神世界。这一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对东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分裂、不中断的秘密。这一秘密至今仍为多数西方学者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