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世最具发明性的华人科学家应是美籍华裔科学家

当今世界最具创新力的华人科学家，多数为美籍华裔。这一现象的产生，离不开美国这个国际科学中心的经济繁荣、教育发达和学术氛围浓厚的环境。如果我们仅仅把目光聚焦在美国，而忽视了华人自身的要素，或者根据一般的成才规律，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华裔科学工作者能在美国大放异彩，那么土生土长的美籍华裔不是更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吗？

令人瞩目的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并未涌现。同样，从东南亚等国际各地赴美的华人移民及后代中，也未曾出现过此类杰出人物。即使是从香港、台湾赴美后成名的科学家，大多数也是在1949年前随父母离开大陆的。笔者将从学者孕育需求的代际积累的视角，对这些现象进行初步的探索。

让我们关注这些科学家的计算目标。顶尖的国际华裔科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等，他们的成就熠熠生辉。在我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也有31位美籍华裔（见我国科学院网站）。排除重复计算的目标人物，实际计算的目标为63人。

他们的主要来源颇为丰富。其中，来自台湾的有23人。另有来自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转道者各一人，还有一人何时何地赴美不详。丁肇中的经历尤为独特，他的母亲在留学美国时怀孕生下他。丁父先回国，其母独自带着丁肇中回到中国，直到他二十岁前都在中国生活。而朱棣文、钱永健等人的父亲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美并久居的科学家。

在六十位非美国出生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中，他们的出生地分布广泛。其中五人来自台湾；大部分人的祖籍是清代教育发达的州县，他们几乎全部出自书香门第或富裕家庭。这些科学家的出生时间主要集中在1910-1925年和1941-1952年两个时段。他们大多数在国内接受了本科教育，并大多拥有博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完成各级学业时，往往比同龄人更为年轻。例如，至少有十六人在二十岁时就已经本科毕业。这也显示了天赋和学习连续性是他们成为自然科学家的重要特征。

二战后，华人在美国科学界的崛起提升了华人在美国和全球的形象。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对邓公说过：“华裔人数之少与其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之大不成比例。”要理解卡特的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可以比较在美华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与美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数以及美国公民的获奖总数。我们还可以参考公认的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概率最高的美国犹太人的相关数据来进行对比。

这些杰出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以其卓越的成就和贡献，不仅改变了世界对华人科学家的认知，也提升了华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他们的故事和经历激励着无数后来者勇往直前，追求科学梦想。从1926年到2011年，美国共有二百四十人因其卓越的自然科学成就取得了诺贝尔奖项。而在同一时间段内，出身或生活在1926至1980年代的美国华人仅有7.5人获奖，其中高锟因拥有英/美双重国籍，被计算为0.5人，仅占总数的3.1%。与此犹太人在这一时期的获奖人数则在70至80人之间，大约是华人的十倍。

令人惊讶的是，知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几乎全部来自我国的移民及其后代。要深入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和科学家们自身的人文背景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之后。根据美国移民政策的变迁和华人在美的实际境遇，学术界一般将华人移民美国划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1882-1943年的排华时期，然后是至今的平等移民时期。

长达六十多年的排华法规和限制性移民政策，对我国移民及华裔产生了严重影响，包括性别比例失衡、地理分布和居住形式孤立局限、工作与教育的忽视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移民数量的不断下降，华人人口（主要依靠自然增长）停滞甚至减少。

1943年，我国向美国提出废止自1882年以来的《排华法案》。宋美龄的访美也促进了事态的发展。出于战略结盟和反抗法西斯的需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0月11日向国会呼吁废止《排华法案》，并于同年末获得通过。此后，美国每年给予我国一百零五名的移民配额（后增至二百零五名）。这一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的大门再次为华人敞开。配额人数毕竟有限，当时的美国并不打算在移民问题上让华人享受与欧裔白人相同的待遇。在1943-1965年间，真正按配额移民美国的华人也仅数千人。但在此期间，有两批特殊移民的人数及其影响不可忽视。

在1940年代末我国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有较多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外交工作人员滞留美国。50年代初期还有更多的被称为“政治难民”的人避居美国。从1954年开始，台湾每年有数千人前往美国留学，直至1980年前，这批留学生中的大多数都在美国定居，这进一步改变了华人在美的社会结构和地位。正是有了这些移民，华人才得以大量进入美国。例如，1960年美国的华人只有23.7万，但到1980年已增至81.2万。

此后，随着我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加大，华人移民美国的气势更为热烈。尽管本文的重点是比较1965年前在美国出生的华裔，或1980年前移民美国的华人，但最近三十年来华人移民美国的情况在此不再赘述。

在自由移民时期，来美的华人男性占比高达90%，而少数女性大多从事行业。在排华时期进入美国的华人女性更是稀少，而美国的社会与法规又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早期这种单身的、寄居性的华人移民在美国缺乏组建家庭的条件。在第一代（1850-1875）和第二代（1876-1900）的早期移民中几乎没有土生华人，也就谈不上华人子女的教育。这意味着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融入美国文化的进程被延迟了。同时因为移民减少使得土生华人在美国华人中的比例逐渐上升。例如，在受到高等教育的华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在不断提高之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随后便迅速增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这期间华人的工作也备受轻视他们大多从事采矿筑路等服务行业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很难在主流社会找到与学历相当的工作甚至出现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回国谋生的情况

自19世纪起，华人在美国的身份和影响力逐渐发生变化。从统计数据来看，外来华人的平均年龄较大，教育年限也相应较长，成功的几率自然更高。特别是在1965年后的移民中，知识移民崭露头角，成为知名科学家的几率尤为突出。

尽管土生华裔人数众多，但在科学领域的杰出表现却与移民群体存在显著差异。数据显示，自1926年后出生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中，移民与土生的比例并不符合预期。例如，丁肇中虽属土生，但并非典型的本土成长；而朱棣文、钱永健等人则是第四代知识移民的后代。

类似的现象在其他领域，如工业、政治、艺术、体育等也普遍存在。事实上，完全在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重量级华裔已经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从经济角度看，1940-1960年代的知识、经济、政治移民仍具有整体优势，他们大多来自旧中国的上层家庭。

深入探讨这一现象后我们发现，知识移民与土生华裔相比，可能唯一的优势在于他们接受了更为优质的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在1940-1960年代，知识移民在国内接受了顶尖教育，而土生华人则大多未能享受到这样的教育资源。

那么，为何土生华裔在科学领域的表现近乎“全军覆没”呢？从国际人才史和中国人才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并不难以解释。明清时期的专家学者主要出现在教育发达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积累，而一个区域从教育兴盛到培养出著名学者往往需要几百年时间。

在中国封建社会，贫穷家庭的男孩可能通过努力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或政治家，但成为学者的可能性较小，尤其是成为著名的学者。这一规律在全球范围内同样适用，包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出身背景。没有长时间的积累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学者难以涌现。

早期赴美的华人劳工大多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一区域在清后期已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以进士数量为衡量标准，这些区域的学术发展水平仍有限。新宁县的进士数量仅为六个，远低于全国、广东省和广州府的平均水平。

对于早期赴美打工者的社会阶层和地位，他们并非社会最底层，而是来自社会下层，受过一定教育，不满足现状的一群人。即使这些人群取得经济或政治上的成功，其学术成就往往需要等到第三代甚至更后代才能显现。

二战后尽管有数以万计土生华人青年进入美国高校，但他们在学术领域的表现并不突出。相反，1940-1970年代的新移民中，许多人是家庭或宗族中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在科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大多数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都出生自书香门第，他们的成功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学术传承。美籍华裔科学家的分布和成就，反映了华人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对其深远影响。这种现象的背后，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社会环境的制约。从民国时期到现代，华人在美国的教育和科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成功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拥有书香家庭的华人在美国科学和教育的舞台上表现得尤为出色。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华人社区。究其原因，这无疑是这些家庭长期积累的文化底蕴和教育资源的优势所致。这些家庭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教育资源，能够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成长机会。这种优势使得他们在美国的教育和科学领域中脱颖而出，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

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现象并非完全由个人努力和能力决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华人社区中，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这使得他们在追求科学和教育的道路上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一些社会现象也影响了华人的学术发展，比如对学术价值的认识、学术机会的分配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华人在美国科学和教育的领域中的表现和成就。

我们也应该看到华人科学家的成功并非易事。他们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压力，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就。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他们的成功，而忽视了他们背后的努力和付出。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华人在美国的科学和教育领域中的成功，并非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努力和能力所致，更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结果。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意义，以便更好地促进华人在科学和教育领域中的发展。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尽管华人在美国的科学和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这些问题，以便更好地促进华人的学术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我们也应该珍惜这个机会，为华人的学术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华人在科学和教育领域中的发展，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经过深入研究与细致观察，作者提出了关于“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独特观点。作者坚信，虽然横向活动是社会人才活动的正常表现，但并非代际积累越久越好。过度的代际积累可能导致学者局限于特定的宗族或区域，从而阻碍了人才的流动和科学的进步。

关于几代出学者的概率问题，尽管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从已有的观察中，我们了解到在二、三代积累的家庭或宗族中，出现学者的概率相对较高。这种现象在民国时期尤为明显，那时的精英家庭大多从清朝开始逐渐积累，至今已经历了数代。许多这样的家庭在美国有更好的发展，就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智力发展而言，其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

在谈论美籍华裔科学家时，我们注意到首批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可以说是全国人才努力的结果，而后续的科学家则更多地依赖于特定的地区或家族。尤其是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里，尽管美籍华人总数一直在增加，但选拔优秀学术人才的余地却在逐渐减少。当涉及到尖端人才时，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这些深入的分析和推理，都在本文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实证。值得注意的是，首批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几乎没有人出生于台湾或香港。即使有部分后续科学家来自这些地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与大陆的教育背景有着深厚的联系。

要想再现民国时期学人的辉煌，我们需要依赖大陆的新移民。令人欣慰的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在大陆出生、受过系统教育并在1985年后赴美的留学生中，已经涌现出一批跻身美国科学院院士群的华裔科学家。这预示着华人科学大师的提前到来。但要形成规模并超越民国时期的那代学者，我们可能需要数代的积累。乐观估计，这一盛况可能在2050年前后再现，距离上一次政权盛衰整整一百年，真是百年树人的伟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