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之人被宰相当作龟一般恐吓，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回望仁宗时期，虽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但宦官的日子并不好过。仁宗皇帝虽有心提拔身边的宦官，给他们谋求更好的出路，但宰相们却不买账，让宦官们倍感无奈。正如赵炎所评价的那样，“老大”并非万能。
至和元年正月，宦官王守忠倚仗自己是仁宗的“东宫旧恩”，在病危之际请求任命为节度使。仁宗皇帝想满足他的要求，但宰相坚决反对，认为宦官不能担任真节度使。双方争执激烈，最终王守忠的节度使之梦落空。
宦官朱颖士的遭遇更为憋屈。犯了错误被贬官后，纪检干部仍不依不饶，向宰相告状说他渎职。当时的宰相毫不留情，将朱颖士远远贬谪，只派他去外地担任闲职。在宦官权势最为显赫的时期，如梁师成掌握兵权、典机密，这些都是特殊的例外，与宰相等人的纵容有关。还应当指出，当时并非只有宦官横行，六贼共同当道，其中包括外官三人蔡京、王黼、朱勔和内官三人童贯、梁师成、李彦。
尽管如赵炎所言坏蛋之间的互咬是好事，但即便如此，宦官们依然无法活得潇洒。例如大观年间，宋徽宗打算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的职位时，蔡京坚决反对并拒绝奉诏。宣和年间，童贯带兵镇压方腊起义后，王黼向宋徽宗进言指责童贯并归过陛下。这些例子揭示了宦官怕宰相的三个原因：首先是制度给宦官画了一个圈子限制了他们的行为范围；其次是枢密院的权力掌握在宰相手中；最后是惩治宦官的权力也在宰相手中。制度与人治相辅相成如同在家里防鼠不仅要堵塞老鼠洞、添置捕鼠设备还要养一只或多只老猫威慑老鼠一般。因此当宦官行为出格时他们的噩运便会很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