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有时也坏事 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副作用

在三国纷争的漫长岁月里，尽管内战频发，但在对外作战方面，却鲜有传奇。即使在罕有的对外战争中，仍有一些光辉闪耀的时刻。就如东汉末及三国时期，华夏的外患未曾止息，从北到南皆有外敌侵扰，迫使三国军队不得不腾出手来应对。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起战役，莫过于曹操北征乌桓和诸葛亮南征孟获。

在历史的评价中，这两场战役往往被人们泾渭分明地看待。曹操的北征虽被贬损者众多，而诸葛亮南征孟获的事迹却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尤其是诸葛亮南征中的“攻心为上，七擒孟获”的传奇更是被史书广泛记载，其事迹无疑是儒家文明“仁者无敌”的升华。诸葛亮的战略体现了他的“正统汉才”，融合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其治军侧重于法，理政则侧重于儒。面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诸葛亮提出了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策略，展现了“汉才”的宽仁。这无疑对收伏南夷的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得彝族领袖孟获对诸葛亮的“汉才”深感佩服。

在总结诸葛亮南征的成功经验时，我们常常忽视了其背后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诸葛亮式外战”也不例外。除了其长效的正面影响外，它还有一个我们容易忽视的反作用。这个反作用并非吹毛求疵，而是隐藏在和平的表象之下。

诸葛亮南征的主要对手是北方的彝族叛军。由于战争发生在刘备夷陵大败、蜀军元气大伤之际，所以南征的兵力有限。战争结束后，诸葛亮虽未留下军队，也未运输粮食，孟获得以保住地位并被正式任命为官府要职——御史中丞。诸葛亮留下的不仅仅是这些。他留下的还有一种“因夷而贵”、“因犯而养”的观念。这种观念源于诸葛亮的策略——“夷人治夷”，虽然有利于团结本地人心，但其震慑力却大打折扣。特别是在对付反叛的异族时，虽然并非大规模战争，但动辄派出三万士兵的血腥战争，使得捉放游戏成为常态。川军的牺牲如此巨大，而为了陪孟获玩游戏而付出的代价是否过高？异族是否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德行的彰显是否掩盖了威严的缺失？

至此，“诸葛亮式外战”的两个反作用愈发明显：一是德行不足，威严不够；二是优待异族，可能使异族形成依赖和惯坏。诸葛亮的对外战争策略确实为中国部队建立了基调——“怀柔远人”、“尚德抑武”。这种策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过于依赖感化和德行的影响而忽视实际的治理和威慑力。没有实际的治理参与没有真正的融合。如果诸葛亮面对的是游牧部落而非真正心悦诚服地归顺那么无论怎么感化可能都难以真正满足对方的需求最终可能只是东郭老师的故事重演。在诸葛亮南征之后虽然孟获不再反叛但除了感化的原因之外也不能忽视利益的诱惑小小部落领袖享受蜀汉大国的贡奉比掠夺来得更容易更甜美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