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洛阳之争，天后的都市：洛阳的最后辉煌

今日焦点：长安与洛阳的较量，天后时代的辉煌——洛阳的极致风采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历史探索节目。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武则天迁都的历史篇章。洛阳，这座在儒家意识形态中占据极端重要地位的古都，其神圣地位在武则天时代达到了顶峰。作为武周政权的都城，洛阳与武周政权的命运紧密相连。它不仅取代了长安的首都地位，更在真正的历史意义上，成为武则天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信仰的中心。这种崇高的地位，甚至影响了日本的文化设计，日本京都的设计和命名更多地受到了洛阳的影响，而非长安。直至历史进入幕府时代，前往京都仍被称为“上洛”。

武周政权覆灭后，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被彻底终结。虽然玄宗曾尝试巡幸洛阳，但最终放弃了这座城市。自此以后，洛阳再未回到历史舞台的中心。

洛阳，这个王者居住的“土中”或世界之中的理念，在三代时期已经成熟。商人以五方观点将边境划分为五，商王的直接统治区域被称为“中商”。纬书《孝经援神契》云：“八方之广，周洛为中，于是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在浑天说中，只有特定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地中，也就是夏至日正午时的子午线。所有的测量都必须在地中进行，否则数据就不可靠。地中测影，不仅测量时间（如冬至为阳气初生等）、空间（地面距离、宇宙长度），还关乎国家命运，是一个极端神圣而重要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就在洛阳。

武周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追宗周代，因此在国家礼仪和装饰器具方面，大量使用与周代相关的符号和思维元素。武则天迁都洛阳，也是基于这一思维背景。洛阳与周代的神圣性紧密相连，武则天迁都洛阳本身，就是以洛阳“土中”或世界之中的地位否定长安政权的合法性。

对于武则天迁都的决定，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有的学者将其归因于武则天个人的情感因素——在她毒死王皇后和萧淑妃后，常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因此长期留在洛阳。事实上，长安与洛阳之争，几乎贯穿了唐代以前所有的时代。

从西汉末期开始，洛阳被赋予了强烈的儒家神圣性，建都长安常被描述为仅出于维护统治安全的权宜之计。如西汉末年汉元帝改制，博士冀奉倡言迁都洛阳以“正本”。王莽争夺汉朝政权时，也规划迁都“土中居雒阳之都”。不过王莽的迁都计划最终因新朝的迅速崩溃而未能实现。

刘秀以儒术治国，建都洛阳，具有强烈的拨乱反正、恢复“周制”的色彩。围绕长安与洛阳的争论，辞赋家们创作了许多相关作品。如班固的《东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晋左思的《三都赋》等都强调了洛阳在世界之中的地位及其与儒家礼制的关系，认为洛阳才是理想的首都。

在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中，突出洛阳、贬低长安是一个重要主题。她铸造九鼎时，就体现了这一精神。九鼎按方位安放，代表洛阳为中心的豫州的永昌鼎位于中央，其他八鼎（包括代表长安的鼎）则按照各自的方位环绕永昌鼎。这从视觉构造上无可置疑地宣示了洛阳的崇高地位——位于世界之中，就连李唐的旧都长安也只能环绕洛阳作为衬托。永昌鼎在视觉上比其他八个鼎更为高大，彰显了神都的伟大地位。这种形象给帝国臣民们带来的视觉冲击相当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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