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革命开始的标志 小说界革命的基本情况

　　19世纪末，大清帝国在一次次对外战争中失败，一次次赔款求和，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中国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为承担起“救国”重任，把眼光盯到了过去为他们所不齿的小说上。康有为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曾经利用小说教育百姓，由此萌发了他利用小说来宣传变法的设想。梁启超更是发展了康有为的观点，他认为，原来小说应当经世致用，现在则是“救国”就靠文学了，过去国家腐败，是因为文学腐败，现在要改变国家，自然也要从改变文学入手，从事为政治的文学创作是“救国”的先决条件。只有依仗“文学”，才能挽救祖国，避免被瓜分的命运。梁启超把小说归入文学，并且列为“文学之上乘”，在他发动的晚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中，小说成为发展得最为成熟的文学体裁。

　　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之后，士大夫们纷纷参与小说创作与阅读，当时小说的创作和销售数量都成倍上升。，晚清小说的繁荣，是与社会的近代化连在一起的。由于近代印刷业的发展，廉价的报刊平装书为代表的近代传播媒介大大推广普及了小说;近代社会生活“人文精神”的发展，促使小说以更加细腻深刻的笔触，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关系;在都市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市民，使得小说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和较大的社会需求;小说传播的社会化和商业化，使得作家有可能以写作小说为职业。这场“小说界革命”运动，促使晚清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空前的繁荣兴旺景象。

　　晚清的小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鼓吹宣传政治主张及民主、自由、科学等新思想的小说;第二类是揭露时弊，谴责满清政府腐败的小说;第三类是传统题材，供人消遣的小说;第四类是模仿外国小说题材的消遣小说。虽说前两类的“政治小说”在晚清小说中所占数量不到百分之五，它领导了晚清“新小说”的潮流。开创“政治小说”新局面的无疑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时，便亲自动手创作《新中国未来记》，试图为“新小说”提供一块模板。尽管这部小说是连梁启超自己都觉得“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文体”的艺术上失败之作，但它还是引起人们的仿效，称得上是开风气之先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