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夫”万历帝二十年不上朝，仅是因为自卑？

  “酒色财气”四字已成了神宗的历史标签。

　　人们多拿色、财二字数落他。如色，说他如何溺爱，又如何与“十俊”(十名年轻的宦官)亲近，好像他是一个疯狂的双性恋。有双重性取向。如财，里里外外都说神宗好财，不要说他晚年派出许多到各地去当矿监税使，苛敛财货，骚扰天下，他在政治上的一些举动，也被深度解读出敛财的动机如抄没首辅和司礼太监，有人说他是为了给公主大婚筹款;重新起用黜退家居的太监张鲸，则有人说，那是张鲸向皇上行贿的结果。

　　朱翊钧对小臣这种乱嚼舌头的行为，大为光火，愤愤然对阁臣说“是那样吗?我若贪张鲸的钱，何不抄没了他!”

　　朱翊钧生前名誉就不好，不过他“四病”中的酒与气，被人攻击较少。即便谈到，也多从规劝的立场。朱翊钧年少时就好酒，有一次几乎惹出大祸。那是八年(1580)十一月，十八岁的他喝醉了酒发酒疯，在腰里挂了口宝剑，在宫里四处游荡。果然有宦官遭了殃，一个被他割去头发。这算便宜的，他还打了两个宦官的屁股，一顿笋子炒肉，几乎把他们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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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的胡作非为传到母亲李耳朵里，老娘娘非常生气，心想这孩儿不学好，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来不知要怎样祸害国家。她决定给皇帝一个严厉的警告。

　　第二天一早，太后脱去头上的簪珥首饰，换上青布素衣，声言要召见阁部大臣，谒告太庙，废掉朱翊钧，改立潞王朱翊镠(穆宗第四子，也是李太后所出)。

　　太后老娘娘大大张张一做秀，马上全宫哄传，朱翊钧立刻就知道了。他慌了神，急忙跑到母后身前，跪下来哭着告饶。阁臣听说了，也来解劝。李太后像熬一窝骨头汤，慢慢地熬，等到香味溢出，汤汁浓厚，才掀开盖子，答应饶恕他，但不许他再犯。

　　二

　　万历十年(1582)，权相张居正死去，在接下来对张居正和权监冯保等人的清算中，朱翊钧真正掌握了朝廷的大权。

　　他一度想有所作为，万历十三年四月，因为京师久旱不雨，朝廷三次遣官祈雨，都没有效果。朱翊钧忽然做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要从大内亲自步行到南郊祷雨。

　　到了那一天，天还没亮，他穿着一身素布衣服，从大明门里走出来，赴郊坛行礼。礼毕将还，左右请御法驾，他兴致仍然很高，决定依旧走回去。

　　等到回宫，已经太阳偏西了。他还没有倦意，又在皇极门召见阁臣，命内阁拟旨，蠲免天下受灾田赋一年。然后又去奉先殿与母后宫中，把今天亲自祈雨的情况告诉祖先与母后。累了一日，不辞辛劳地全程完成所有规定的礼仪项目。

　　朱翊钧的这番举动，与后来的他完全判若两人。可见此时的神宗，还不那么神兮兮、病怏怏，精神状况也不像日后那样萎靡颓废。他敢于直面京师百万看热闹的民众，而不是躲在龙舆里，说明他背不驼、腿不瘸，纠缠他大半生的各种病患，还没有牢牢地把他捆缚住。

　　可惜，只在几年间，这点余晖般的光景，就离他而去了。他把自己关在牢笼里，变成一个多疑的狂夫。

　　万历的后半段，朱翊钧与群臣的关系，大致可以用“斗气”二字来。而在他“静摄”的深宫，朱翊钧与身边人的关系，却要用“使气”来概括。

　　我们来看万历二十四年(1596)六月的一条记载 “司礼监太监田义奏乞宽宫人、内官刑罚。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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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报”二字，专指皇帝对内外官员的奏疏，不对任何答复，也不表示意见，就让它如一般去也。这是在万历朝君臣的对抗中，朱翊钧最常采用的方式，任你千言万语，我一个不理不睬，你也无可奈何。

　　田义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在宦官中地位最高，他上这一本，是替皇帝身边整日惊战战的宫女和宦官说话。因为皇上脾气太坏，宫人动辄得罪，在随时飞来的惨刑之下，过着的生活，许多人白白送了性命。

　　田义进奏，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坤宁两宫受灾，朱翊钧下诏，命百官修省(在古人看来，天灾是政事缺失的表现，修省是令百官反省自己的德行与工作)。这提供了一次进言的良机。

　　但田义没敢轻率行动，他与时任东厂太监的陈矩商议此事，两人“深夜坐语，仰天太息”，对时政之失有共同的观感。于是由陈矩拟出两稿，经田义看过，一同署名，采取密谏的方式奏上。

　　其中宽刑罚一疏说“臣等窃见御前执事宫人、内官，经常因为触犯圣怒，遭到严惩，责处发遣，络绎不绝，每每致其重伤，兼患时疾，死亡者，殆无虚日。”原来皇帝要打人了，圣旨一传，即于本日动刑。得罪皇帝的人，行刑者岂敢轻饶，使罪及于己?于是在用刑时一定要打实打狠。而押解者也怕受到牵连，遂将犯人日夜墩锁，丝毫不予宽纵，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无一二，死亡率非常高。

　　田义举例说，如近日二宫失火，为追查原因，“炽火锻炼”之下，许多人竟成“灰烬”。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守门太监“又毙几命矣”。

　　不单执事太监有过受责，就是宫人病死，他也要受连累，或打一百二十，或打一百五十，往往性命不保。田义感叹一人病死，尚然可悯，何况又波及无辜生命!宫中“耳闻目见，哭声载道，怨气冲天”，简直是一副人间炼狱的景象了。

　　朱翊钧看过密疏，是什么态度?明末太监刘若愚说“神庙嘉纳之。”其实“嘉纳”只是比“不报”多了一点和气的色彩，朱翊钧暴虐成习，已不可改了。

　　第二年，即万历二十五年四月，刑部左侍郎吕坤上疏，言“收拾人心”数事，其中一款专讲“收左右之人心”。他描写宫人惨痛之情道“列圣在御之时，宦官、宫妾死于棰楚者未之多闻。陛下年来疑深怒重，广廷之内，血肉淋漓，宫禁之中，啼号悲惨。”因问道“吉祥之地，岂宜如斯?”这就是田义前疏所说的“如此致伤天和，岂圣世所宜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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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坤更进一步，说宫人们“何爱之身”，是婉转的说法，说宫人们反正性命有忧，活着如九死一生，他们一定会铤而走险，做出危害皇帝之事的。

　　吕坤还不敢拿世宗朝的“壬寅之变”来提醒皇帝，随便棰楚、侮辱左右下人，有多么危险。他如果熟于掌故，应该拿太祖对秦王樉、晋王棡的训诫来发皇上。秦、晋二王打了厨子几鞭子，就让他们的父皇大惊失色，当做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专门写信加以告诫。

　　其中道理很简单做皇帝的，得罪天下人都不打紧，他们恨你，想杀你，却是看不见你、摸不着你。可要是得罪了身边人，尤其是侍寝管膳之人，他要害你，防不胜防。朱翊钧是不懂这道理呢，还是他管不住自己的坏脾气?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脾气都管不住，随意地去残害人，并以此为乐，我想他一定患上了严重的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