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南京出土阿育王塔清洗和修复方案基本敲定

　　正在镇江展出的甘露寺铁塔地宫金棺银椁。

　　塔身局部鎏金银皮翘开了缝隙。

　　精美绝伦的南京鎏金七宝阿育王塔。

　　备受关注的七宝鎏金阿育王塔，11月22日惊艳出函，由于塔身部分破损，经过考古专家研究和论证，目前清洗和修复方案基本敲定，已上报国家文物局等待批复。由于“佛顶真骨”被证实，勾起了千万人的好奇心佛顶骨从何而来?它会被取出来供人瞻仰吗?近日，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考古学家、82岁的蒋赞初先生，亲自去朝天宫保管库对宝塔进行了考察。昨日蒋老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史学泰斗为读者宝塔内圣物来源的重重迷阵。

　　迷阵1

　　梁武帝埋入地下的佛发爪?

　　梁武帝于大同三年在古金陵长干寺一带发现了7粒舍利和佛发及佛爪，用金玉宝罐分别埋入两座地宫中。

　　蒋老告诉记者，七宝鎏金塔是分开组装的，由塔刹、三花蕉叶、塔身和塔座组成。他从塔身部位的侧面一个破损的缝隙中，可以看见宝塔的木制结构。目前，从X光探视图分析，其中盛放着银椁，银椁内还放着一个金棺，金棺内可能有一个琉璃盒，里面应该供奉着石碑上记载的“圣感舍利十颗”、“佛顶真骨(释迦牟尼)”、“诸圣舍利”。那么这批圣物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据蒋老介绍，大报恩寺遗址上的古金陵长干寺阿育王塔曾多次改造和复建，从三层到九层，又从单塔到双塔。孝武帝时，有一位高僧竺慧达来东晋首都礼拜阿育王塔，发现有“异气”，就集合信徒发掘塔基，掘地一丈多深，发现长达六尺的石碑3块，其中一块碑的凹槽中有银函，银函中有金函，内盛舍利3粒，以及佛的发爪各一枚，其中佛发长数尺，卷成螺旋状。佛发也就是佛螺髻，传说佛祖是一孔一毛，而一般人的头发都是一孔三毛。梁武帝在大同三年(537年)又改造阿育王塔，再度发掘了塔基。在地下四尺处发现了地宫，在深九尺处发现了石函，石函内有一个盛银釜的银壶，银壶内盛放有舍利3粒，还在一琉璃碗内发现舍利4粒和佛发以及佛爪。同年9月，梁武帝重建了双塔，用金玉宝罐放舍利及佛爪发于七宝塔内，再用大石函盛放，分别埋入两座地宫中，并且还堆放了王侯贵族富户百姓等施舍的金银珍宝，并将长干寺改名为阿育王寺。

　　迷阵2

　　10粒圣感舍利与李德裕有关?

　　润洲(今镇江)刺史李德裕来上元(今南京)求佛骨舍利，将11粒舍利迎走，留下10粒放置在建初寺内。

　　唐代长庆年间，有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叫李德裕，他从长安被贬官后到了润洲(今镇江)当刺史。李德裕听说梁武帝在长干里找到佛舍利，供奉后重又埋入了地下，他来到上元县(今南京)访求佛骨舍利。由于隋唐时古长干寺已经荒废，他在阿育王塔塔基下发现了一批舍利，他将其中11粒移置其润洲新建的北固山甘露寺并建石塔供奉在地宫内，而将10粒移置当时尚且完好的建初寺地宫中。李德裕将此事详细地记载在镇江甘露寺的石刻《重瘗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记》铭文中。

　　“李德裕所挖到的这21粒舍利，应该就是梁武帝时所建的双塔地宫所得。但奇怪的是，梁武帝时埋入的是7粒舍利，其中3粒如同粟粒大小，圆正光洁，而4粒没有记载大小，还有佛爪和佛发也一同埋入地宫。李德裕的石刻铭文中却记载着为21粒舍利，没有谈到有佛的爪发。”蒋老对记者介绍说。但蒋老纳闷的是，“这就推翻了21粒舍利的说法，既然只有7粒舍利，那么可能李德裕移走的舍利，应当是7粒，而不是所记载的11粒。由此推算，留在南京的10粒就无从谈起。”据《高僧传·康僧会传》记载，康僧会于东吴赤乌年间为孙权取得舍利，孙权为此立寺建塔，由于是江东第一座佛寺，所以名为建初寺。建初寺塔与寺的始建年代要早于阿育王塔和长干寺，而且唐代时仍为金陵大刹。这样看来，建初寺内应有两批舍利，一批是东吴初年埋入的，另一批是唐朝李德裕从长干寺迁来的10粒舍利。

　　迷阵3

　　为何石碑未记10粒舍利来源?

　　不排除是长干寺主持演化大师可政从建初寺迎回了10粒舍利，因为是他自己的感应，就没有记载在碑文中。

　　蒋老分析说，金陵建初寺与长干寺是两个不同的寺庙。那么，建初寺究竟位于今日南京的何处呢?弄清建初寺的方位，对于查明这10粒舍利的来历，以及判定塔王内所藏10粒是否就是李德裕留下的舍利至关重要。蒋老认为，“金陵建初寺位于今花露岗的南麓，古越城的西北，因在南唐以前，作为护城河的今秦淮河尚未开凿，与长干寺连成一片，但并不在一起。”

　　既然建初寺与长干寺不相干，是两回事。那么为何这10粒舍利会出现在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恢复的长干寺地宫里?这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迷。蒋老认为，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北宋时，建初寺逐渐衰落，可能长干寺的主持演化大师可政从建初寺迎回了这10粒舍利，将其埋入了复建中的长干寺“圣感舍利塔”的地宫中，也就是此次发掘出土塔王的地方。因为是可政自己的感应，所以碑文中就没有记载来历。

　　从目前大报恩寺遗址考古来判断，证实了史书记载在晚唐时，阿育王塔已久废，北宋年间重修寺庙，天禧年间改名为太禧寺，元代改名称元兴天禧慈恩旌忠寺，明代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为报太祖和马皇后生育之恩，扩建为大报恩寺，并建造了高近百米的九级琉璃宝塔。但考古专家至今没有找到大报恩寺的地宫，从目前发现的北宋长干寺地宫遗址来看，位置与大报恩寺大雄宝殿建筑遗址相隔才10米，而且在地宫上方并没有发现明代的文物遗迹，故真正的大报恩寺地宫究竟在哪里，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迷阵4

　　为何石碑上佛顶真骨排第二?

　　佛顶真骨也许是可政去长安或洛阳时，在废弃的寺庙里所得，来历不明，记在了第二位。

　　此次出土的七宝阿育王塔，塔内供奉有圣感舍利10粒，佛顶真骨和诸圣舍利。对这批圣物的来源，蒋老认为，可能有这么几种。“一种可能是，圣感舍利的来源，可能是宋真宗时，长干寺住持可政法师奏报长干里一带佛舍利常常‘显灵’，宋真宗便赐名可政法师重修的长干寺，塔为“圣感舍利塔”，可政把自己感应到的舍利埋入地宫。第二种来源可以推测为，可政法师曾经去长安或洛阳，迎请唐玄奘法师头顶骨来长干寺供奉，是否可能在长安周围废弃的寺庙中找到了留存的舍利，包括诸圣舍利。”

　　至于佛顶真骨舍利，是指佛祖释迦牟尼的头骨，大致可推测为一块周长35厘米、直径10厘米、颜色黄白、有清晰发孔的完整头骨。蒋老说，千百年来，佛顶骨的故事广泛流传。李德裕的碑文中没有记载，历史文献中也从未提及，这是最大的一个谜，可能还有其它的来源。“我怀疑它们不是一批舍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此次从长干寺地宫出土的石函碑文上明确记载着，圣感舍利排在第一位，而最重要的佛顶真骨却记在第二位，似乎看起来不合情理。是否可以推测为可政大师在建塔前，他认为自己得到了灵感，便将圣感舍利记在了第一位。而佛顶真骨也许是他去长安或洛阳时，在废弃的寺庙里所得，来历不明，记在了第二位。”至于诸圣舍利，蒋老认为，那是高僧留下的，比如一些高僧火化后的遗骨舍利以至于佩戴的佛珠火化后都可称为诸圣舍利。为何把佛舍利和高僧舍利瘗藏在同一座地宫中，这种情况也比较罕见。

　　迷阵5

　　金棺内的舍利是分层放置的?

　　从碑文判断，圣感舍利可能会放在最上一层，佛顶真骨在中间，而诸圣舍利不是在最下面，就是在两个侧面。

　　蒋老介绍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建塔瘗埋佛舍利的习俗也在中国流行，为符合中国的习惯，逐渐改变了印度用罂坛盛放舍利的方式，改用中国式的棺椁。这一变化从北朝经隋代到唐初方告完成。最早以金棺银椁盛放佛舍利，约始于唐高宗显庆年间 (656～661)。据唐释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显庆五年 (660)春三月，取法门寺舍利往东都洛阳宫中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此后，唐代遂流行以金棺银椁瘗埋舍利之风，直到唐末，越演越烈，从皇帝到大臣，均热衷于此，而且从都城到全国各地，都有建塔瘗埋舍利之举。

　　唐代时盛行多重容器，西安法门寺多达八重宝函。一般金棺两侧嵌白色珍珠，周围贴金片莲瓣，并嵌饰石英石、绿松石、红玛瑙、水晶、猫眼等名贵宝石。从南京长干寺地宫出土如此之大的七宝塔来推测，塔座里的金棺银椁工艺一定十分精巧，可能遍体饰有繁缛细密的装饰纹样，以飞天、迦陵频伽、云鹤、宝珠为题材。但重数也许不会很多，因为，唐代以后宋辽时期以多重宝函内为金棺银椁的作法不再流行。蒋老估计，“这次发现的七宝阿育王塔是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王钱俶发愿要仿效印度阿育王建造84000座佛塔时的简化形式，称为‘金塗塔’，也称‘阿育王塔’。”对宝塔内圣物的放置顺序，蒋老分析，“应当是分别用不同的容器供奉，放置的形式可能有几种。通常是佛顶真骨放在最上一层或在正中，但从碑文记载来判断，圣感舍利可能会放在最上一层，佛顶真骨在中间一层，而诸圣舍利不是在最下一层，就是放在两个侧面。”

　　本报记者 蔡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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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塔出函难， 舍利出塔难上加难

　　塔内既然供奉有佛骨舍利，为何不立即请出，这对提高南京在世界的佛教地位很重要。专家解释说，塔王出函直播时，大家都看到，宝塔完全是封闭的，可政法师当年打算埋入地下千年万年，没有设计可以让后人取出圣物的机关，关键的问题是，塔身鎏金银皮出现了部分翘皮，当年造塔时采用的泡钉和木胎铆接的手法，将压制好纹饰的鎏金银皮包在木胎体上，以目前传承下来的金属工艺水平，修复起来不成问题。“可是一旦修复一新后，再请出金棺、银椁以及舍利等圣物就难了，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如果修复前请出圣物，保护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佛顶骨是佛祖圆寂火化后留下的骨质物，不同于，是炼出的五彩斑斓的颗粒，不惧水火，砸不破磨不碎。而佛顶骨在水中泡了997年，请出后怎样保护是个新课题。“即使要请出圣物，也必须要由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我想多数专家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请出圣物将要局部破坏宝塔，不‘破门而入’，是无法请出圣物的。”对此，专家表示，七宝阿育王塔的开启可能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现在有法门学，还有敦煌学，而大报恩寺遗址证明了，这一带从东吴时期便跟佛结下了不解之缘，全中国都找不到这样一个宝地，这门学问要比法门学意义更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