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兵变”内情：日军下级军官想阻止日本侵华？ ,

 

 

 

 

 

三浦友和在电影《二二六》中扮演安藤辉三。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俞天任，原题二二六事件80周年︱昭和军阀在侵华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到九一八事变为止，日本陆军领导人从山县有朋开始，经过上原勇作到田中义一，虽然都是军国和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但都还停留在个人作业的层面上，带有严重的个人特色。1923年左右，由永田铁山和冈村宁次等人组织的“二叶会”，以及后来和铃木贞一和石原莞尔等人组织的“木曜会”合流而成的“一夕会”，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占据了日本陆军的主流位置之后，就抹去了领导人的个人特色，而代之以一个有共同思想和理想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就叫“昭和军阀”。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所谓“昭和军阀”也就是为了准备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出现的，反过来为这次事变所做的准备工作及事变的善后工作，也为昭和军阀完成了组织工作，确立了行动方向，奠定了心理基础。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陆军就不再是某一个个人能够控制的了，随便更迭哪一个个人也无法改变日本陆军的行为方式了。

 

这个行为方式也就是使用武力向外扩张，九一八事件就是这种扩张的第一步，第一步的行动成功之后昭和军阀在继续扩张的方向及时机上产生了矛盾，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以至于分裂，这个冲突和分裂就是1936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社会的激烈矛盾和九一八事变之后围绕着日本陆军的下一步行动目标而发生的权力斗争的综合反映。

 

“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由来

 

“九一八”之后，一夕会抬出了“非长州三将军”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和林铣十郎取代宇垣派阀来充当陆军首领，但这三位将军并非无能之辈，不是听任一夕会控制的牵线木偶，反而在陆军里隐约形成了以荒木为首的土佐和佐贺出身的新派阀，这不是一夕会原来的宗旨。

 

荒木贞夫长期从事对苏俄工作，参加过西伯利亚远征，担任过驻苏俄武官，因而特别重视苏俄，在他看来日俄之间一战不可避免，而时间大约应该在1936年左右。理由是苏联从1933年到1937年实行的第二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国力将会大增，会对“满洲国”产生巨大的威胁。当年日本陆军的元老山县有朋就是在看到即将建成的西伯利亚铁路对日本将会造成的威胁之后才下决心进行日俄战争的，所以现在的日本应该在苏联的威胁切实形成之前准备对苏战争，而这个时间应该是1936年左右，这就是一时间甚嚣尘上的“1936年危机论”，一夕会领军人物之一，“巴登巴登三杰”中的小畑敏四郎因为担任过驻苏武官，也同意荒木贞夫优先解决苏俄威胁的设想。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任武官，目睹了德国失败的永田铁山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眼里“一战”是一次总力战，考验的是国家的国力和纵深，而日本的国力和纵深都不足以支持一场大战。如果日本真要在未来的大战中取胜生存下来，除了稳固已经得到了的满洲之外，还需进一步向中国关内扩张以取得资源和战略纵深。

 

这样,控制着昭和军阀的一夕会的两大领袖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就分道扬镳了，分成了后来被称为“统制派”和“皇道派”的两派，分裂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南进”还是“北进”的问题，和十年后重燃的“南进北进”争端中南进的目标是南洋不同，这次南进的目标是中国的华北地区。

 

两派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冈村宁次在战后曾多次后悔“为什么不能停留在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协定上”，其实在塘沽协定之前的4月中旬到5月上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召开的四次“省部首脑会议”上，皇道派和统制派的龟裂就已经公开化了。可能是因为冈村宁次当时在关东军参谋副长任上没有参加这几次会议，不知道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分裂的起点，但就冈村的位置他应该知道在国内发生的这些争论，所以他的感慨有点莫名其妙。

 

日本战败时烧毁了不少档案，包括这四次省部首脑会议的记录，所以这些争论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生过现在并不能确定，只有荒木贞夫战后的回忆作为一个孤证。参谋本部情报部1933年5月2日作成的“根本国策以及对策大纲”中确实分析了苏联的国力变化情况，也指出了“满洲国”建设的成绩和前途，认为对苏作战即使在苏俄的第二次五年计划完成之后仍能进行，或者不如说推迟对苏用兵更符合日本的利益。考虑到当时永田铁山是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可以相信在省部首脑会议上发生过争执，这份文件应该是在这些会议上用的。

 

两派对华政策有一点不同，荒木贞夫和小畑敏四郎主张，作为对苏防卫的补充，应该拥立对华亲善与和平，这种所谓“对华亲善和平”的内容是调整日中经济关系，促使中国政府对日政策转向，设定更加广泛的亲日地区，培养具有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而永田铁山主张用“断固排击的态度对待抗日和抵制日货的行动”。虽然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永田铁山用词的强硬性带来的铁血味给人印象深刻。

 

在对英美政策上，永田铁山认为，美国对远东的经济侵略和苏俄一样必须彻底排击，对美作战必须在对苏作战之后进行，在此之前要尽力促使美国保持中立；而荒木贞夫、小畑敏四郎则认为，除了在日本的大陆政策受到美国的干涉时需要反击之外，需要保持和英美的友好关系。

 

，实际上除了若干用词和时间限定外，皇道派和统制派在最重要的对苏对华对英美政策方面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就是这些细小的区别发展到了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地步。

 

为什么要“统制”

 

除了泛指的“统制派”之外，实际上统制派是有很确定的组织的，主要是围绕着永田铁山的东条英机、今村均、武藤章、富永恭次、下山琢磨、影佐祯昭、池田纯久、四方谅二和田中请这十个佐级和少将级军官，再加上片仓衷、真田穰一郎、西浦进、堀场一雄、服部卓四郎、永井八津次、荒岛兴功、岛村矩康及辻政信等14名尉官。这些尉官接受片仓衷的上司武藤章的指挥，而在片仓衷进入陆军省军务局之后则直接接受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指挥。

 

永田铁山被视为统制派的领袖人物。

 

这24名统制派的核心成员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全部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精英参谋，之所以被称之为“统制派”，是由于当时德国和苏联因国家统制而带来的国力大跃进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1933年5月22日，永田铁山在一份亲自起草的名为《有关国军的统制和国策的打开》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当前急务中之急务是为了完成救国重任，军部必须自己做到完全的统制。”

 

为什么要统制？因为军中有“不统制的欠陷”，也就是在一部分下级军官中蔓延的“国家改造运动”的影响。当时日本看起来十分光鲜——旧国联五强之一，接连赢得了甲午、日俄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夺得了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台湾，把中国的东北肢解了出去，继承了一战战败国德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完完全全成为列强的一员——国内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被人口问题的包袱和大恐慌的后遗症压得透不过气来，贫富差别十分严重，在极少数富人穷奢极侈的，农村卖儿卖女成了家常便饭。和表面上的光鲜相反，底层却是不稳情绪在发酵。

 

皇道派的诉求和行动

 

不同于陆大毕业，将来注定要执掌陆军的那些精英军官，那些只是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不能在军队终身服役的低级军官们对底层的现实更加了解，也更加企图改变，实现所谓“皇国维新”。在被皇国教育出来的他们看来，天皇是圣明的，一切都是因为潜伏在君主边上的奸臣，腐化的官僚和敲骨吸髓的富人在作怪，只有在天皇的领导下才能去掉这些皇国身上的毒瘤，这就是右翼思想家北一辉所鼓动的“国家改造运动”。这些低级军官们出口就是“天皇”和“皇国”，故此被称为“皇道派”。

 

本来这些下级军官和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及小畑敏四郎这些陆军中央的“皇道派”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行动策略都是如此，荒木贞夫们为了扭转他们在陆军中央精英军官中人数上的颓势，有意曲躬下物接近主张国家改造运动的下级军官，甚至那些下级军官在称呼荒木贞夫时都可以撇开军衔而直呼“荒木”。

 

皇道派的中心人物是九一八前后串联起来的“乡诗会”的大岸赖好、菅波三郎、末松太平、大藏荣一、村中孝次、安藤辉三、矶部浅一、栗原安秀和香田清贞等人。这些陆军的下级军官还和海军的下级军官以及民间的右翼组织搭上了关系，和当时日本社会上一系列的流血暗杀事件有关。

 

从暗杀到大规模政变

 

1933年11月，乡诗会的下级军官和统制派的土桥勇逸、武藤章、池田纯久、片仓衷等精英军官在东京九段的皆行社有过一次接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派决裂。精英军官们针对下级军官有关“你们是不是准备弹压我们”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正是如此。”这样两派就成了不相容的水火，而下级军官们也就决心先下手为强。1935年的“真崎解职事件”就成了一连串事件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