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有多“幽默”：因为姓朱而禁止全国杀猪

　　比如雍正言之凿凿地写道“朕生平从不负人。”可是后人都评价他是一个刻薄寡恩、冷酷无情的人。又比如，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亲昵地批复“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今天下后世钦慕流诞就是矣。”结果没几年，雍正就把年羹尧给杀了，一点都不顾“君臣知遇”之情，更不要提什么榜样作用了。除了这些“黑色幽默”外，雍正皇帝也会讲一些浅显的笑话，比如他在折子上说别人坏话“此人乃天日不醒的一个人，朕当日在藩邸骂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于登极后不记出仕何地。”“朕将王嵩调到，看伊竟是一不堪弃物，满面鄙俗之气。”雍正骂人也很有一套，痛骂之中带着讽刺挖苦“你是神仙么?似此无知狂诈之言，岂可在君父之前率意胡说的!”“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正襟危坐、生杀予夺的帝王们，多少也有幽默感。只是帝王的幽默感有大有小，有的时候发作多数时候潜伏着。更重要的是，帝王的幽默感是异于常人的。他们的幽默虽然也会让凡夫俗子会心一笑、嗤之以鼻或者捧腹大笑，但背后的“笑点”另有一番深意。

　　帝王生来“幽默”

　　幽默，按笑点来源定义，可以理解为一门自嘲和挑战常识的学问。一头大灰熊穿着芭蕾裙别别扭扭地跳上舞台，开口就唱“我是一只小蜜蜂。”这可以理解为自嘲，自己拿自己开涮。赵高指着一头鹿说“这是一匹马。”这也很幽默，因为它严重侮辱了旁人的智商。如果旁人都附和说这的确是一匹马，那就更幽默了。因为它挑战了整个社会的常识。

 

　　我们先来说说帝王们“自嘲”方面的幽默。高高在上的帝王们断然不会允许其他人嘲笑自己，也不会拿自己开涮。他们几乎都自视极高，自信到自负的程度，认为我是上天之子，哪里有什么可笑之处?雍正皇帝在这方面就很典型，他喜欢在奏折上炫耀自己的英明伟大。比如他写道“朝中党援亦皆由此分门立户而生恩怨也，看透此者亦惟当年雍亲王(就是他自己)一人耳。”“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种种欺隐俱已败露，服朕之明鉴否?”

　　雍正的儿子乾隆，比老爹更上一层楼，觉得自己武功古今第一、文章独步天下。后人游览大江南北，到处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御笔”和大作。据说他还夸口，如果比拼文才，自己也应该是读书人中的皇帝。(类似的大话，据说宋徽宗、康熙皇帝和明武宗朱厚照也曾说过。前两人觉得自己参加科举考试，一定能考中状元;明武宗则认为自己不当皇帝去当兵，也能当个大将军。)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是唐朝所有诗人作品的总和。他平均一天写两首诗，出了十几卷印刷精美的御制诗集，但很遗憾，乾隆的四万首作品中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的文学史都懒得提及这位皇帝诗人。这算不算是一种幽默?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个，造反以后开始识字看书，做在龙椅上也能处理公文。不过，朱元璋显然认为自己文才了得。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对大臣们创作的作品都不满意，亲自动手写了两篇，作为范文，言下之意是自己的文才比天下文臣都要高。，朱元璋对文学史也有兴趣，写文章批判过文学史的赫赫有名的韩愈、柳宗元等人，认为他们只会调用几个辞藻，不通人情。几百年之后，朱元璋的范文没有流传下来，文学史对他这个人也不屑一顾。可见，帝王虽然不会自嘲，一旦自负、自恋起来，更有“笑”果。

　　帝王在“挑战常识”方面的笑料更多，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可能是晋惠帝司马衷，大臣们向他汇报老百姓没有饭吃，司马衷反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他的后代子孙、晋安帝司马德宗，长江后浪推前浪，非但不知道米和肉的区别，连雪花和棉花都分不出来。不过，帝王的无知，情有可原。因为锦衣玉食的司马衷，吃的肉远远比米要多，自然就以为肉比米便宜、常见了。而司马德宗根本不需要知道雪花和棉花的区别，衣来张口饭来伸手就可以了。

　　同样，帝王们的自负，也情有可原。乾隆写了一首诗，肯定是喝彩声、叫好声响成一片;朱元璋的“范文”，明朝大臣和秀才们也是组织“学习体会”过的。乾隆的诗集，估计销量差不了，外省的州县官吏说不定还要花关系才能搞到一两本。皇帝得意洋洋之时，谁敢指出他其实没有“穿新装”?，在主动或被动的阿谀奉承声环绕中，帝王们自信满满，逐渐发展成了刚愎自负，徒留笑柄。

　　无上的权力和制约的缺失，导致帝王们言行失常。而与生命相伴随的政治压力、权力威胁、感情淡薄，又助长了帝王们的反常言行。举个极端的例子南朝宋代山阴公主淫恣过度，对皇兄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男女有别，可都是先帝的子女。陛下后宫佳丽上万，可我却只有驸马一人。这太不公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