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佳话：堂堂总理段祺瑞将姨太太拱手送情敌

1930年2月，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日本人认为有机可乘，密谋策动“北洋派大同盟”，拥戴段祺瑞和吴佩孚为领袖，组织华北傀儡政权，以控制华北地区。在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之下，段祺瑞和溥仪曾在天津有过一次密谋的会晤，不过双方都不愉快。事后有人问及，段祺瑞生气地说“鄙人不才，忝为国家元首，这小子到今天还摆皇帝的臭架子，真是岂有此理！”由于段祺瑞和溥仪的不欢而散使得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土肥原贤二又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想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并许愿只要段同意，日本将会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祺瑞的严词拒绝。日本人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毕竟段祺瑞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如果段祺瑞和日本人合作，那势必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蒋介石很快就采取了行动，他通过国民党皖籍要员吴忠信引见，在北京饭店和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见过一面。蒋介石很诚恳地对段宏纲说“我也是保定陆军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因公务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先生。”

 

蒋介石早年曾就读于保定军官武备学堂，段祺瑞当时兼任该校总办，虽未为蒋介石直接授业解惑，但也算有师生之谊。会见后，蒋介石派吴忠信去天津拜访段祺瑞，送去两万元生活费。以后经常赠送巨款，保障段祺瑞全家的日用开销。这些钱对于捉襟见肘的段祺瑞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也让他加深了对蒋介石的好感。1933年1月19日，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持蒋介石亲笔信赶到天津。信中，蒋介石恳请段祺瑞“南下颐养”，并表示待其南下之后，“随时就商国事”。此时已经年近七旬的段祺瑞本想在北方颐养天年，但当时风传日本人要劫持段祺瑞的消息，段祺瑞也同意南下，他对钱永铭说“我已老，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我可以随时就道。”

在弥留之际，段祺瑞依旧对国事民生十分关心，留下亲笔遗嘱“八勿”，阐述复兴之道，足可传世。其中说“余年已七十有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曲突徒薪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原瞑目矣。国虽微弱，必有复兴直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这“八勿”之说无疑是段祺瑞一生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等各方面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教训，对后来的执政者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历史上对于段祺瑞一生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梁启超曾评价说“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后人对段祺瑞评论也非常多，有挺其品质高尚，爱国有心；有骂其军阀习气，倾心权术，迷信武力。段祺瑞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北洋军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能得以盖棺定论，这同毛泽东对他的一番评价有关。解放初期，章士钊曾将段祺瑞的历史扼要书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哈哈一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1953年春，其子段式巽去北京，章士钊、李济深两位老人对他说“你想，政府买下你段氏一处产业，花三千元，使用你们的房产，也每月按粮价折款付给租赁费，何曾作为‘敌产’对待？”这也正说明，人民政府也肯定了段祺瑞在晚年保持民族气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