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衙破落没钱修高官都是租房住

　　宋代的官衙与官邸
　　
　　吴钩
　　
　　官不修衙
　　
　　北宋城市风情画长卷《清明上河图》画了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这么多建筑物中，也找不到一栋可以确认为官署的豪华建设，画中城门口有一个三开间的平房，算是《清明上河图》长卷唯一画到的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遍平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逊色多了。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到杭州担任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发现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首府，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地方官只好在这“颓毁”的州衙内办公、生活。苏轼当了三年杭州通判，任期满另迁他州，期间未能修缮州衙。
　　
　　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又到杭州当知州（市长），发现州衙仍未整修，更加破烂。他在打给朝廷的报告上说“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堂堂州政府办公大楼，破落到这个地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苏轼问他的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这一年六月，杭州州衙有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这衙门再不修缮，实在是不能够办公、居住了。所以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准确地说，是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调查、计算了一下，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皆系大段隳坏，须至修完，共计使钱四万余贯”，而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