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六年春有彗星出现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资料图1826年2月27日发现的比拉彗星（示意图）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陆续来华传教，带来了与中国传统学问迥异的知识体系，即通称的西学。其中，利玛窦(Matteo Rii，1552～1610)、高一志(约1568～1640)、熊三拔(Sabato de Ursis，1575～1620)等耶稣会传教士，曾将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之一的四元素说改名为四行说，即把四元素(火气水土)译成与五行(金木水火土)在表面上相类似的“四元行”或“四大元行”，以彰显天主(造物主)之大功，进而在中国进行学术传教。针对当时四行说与五行说并存且相互竞争的状况，徐光台从耶稣会士一方的传播策略和中国士人一方的反应两方面，分别爬梳史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①张晓林考察了杨廷筠关于四行说、五行说以及佛教“四大说”(四大地水火风)的辨析，揭示出杨氏在元素说问题上结合、调和耶儒两种文化传统，排斥佛教的基本倾向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