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身之谜：乾隆为何不随父亲雍正葬在西陵？

在登极之际，我曾渴望追随父亲的脚步，在西陵选择一处陵寝之地，以尽孝道，同时也遵循子随父葬的“昭穆”传统。西陵的风景吸引了我，我在那里选好了一块地方。我后来意识到，如果我独自选择了西陵，后世子孙可能会纷纷效仿，眷恋父子之情，都前往西陵安葬。这样一来，东陵将会变得冷清，只剩下孝陵和景陵，园寝也会变得荒芜。为了兼顾二陵，我在东陵的胜水峪找到了万年吉地。乾隆七年，我派人勘察地势并绘制了图纸，于乾隆八年二月初十正式破土动工兴建。

关于这一决策，我在乾隆六十一年以太上皇的身份发表了谕旨。我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当我继承皇位时，原本打算在泰陵附近选择万年吉地。但考虑到皇考陵寝已在西陵，我希望我的万年吉地能够靠近皇考，以便子孙后代都能近依祖父。如果子孙都效仿我而选择东陵，则会导致泰陵被疏远。我规定嗣皇帝应在西陵界内选择万年吉地，而我的孙子辈则应在东陵界内建造。这样既能保证东西两陵的均衡，又能避免子孙随意选择陵址。

我提出的“兆葬之制”旨在确保东西两陵都能得到尊重和维护，避免像父亲雍正那样随意选择陵址。我命令“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以免干扰民田产。这是我为子孙后代制定的万世良法，希望他们恪守我的旨意，维护家族的根源和福祉。

尽管我制定了这些规定，后来的皇帝们并没有严格遵循“兆葬之制”。嘉庆之子虽应葬在东陵，但后因地宫浸水而移往西陵，整个次序都被打乱了。实际上，每个皇帝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陵址的。有些皇帝甚至违背规定，把本该葬在西陵的陵墓硬是葬在东陵，不随祖制而随父制，这暴露了皇室内部的矛盾。我的努力虽然为后世留下了一定的指导，但终究无法完全约束后来者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