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从人类学田野反观史书断简

根据《左传》的记载，鲁昭公十七年，郯国国君郯子前往鲁国进行朝拜，引发了关于上古时代官制的讨论。郯子根据祖先少昊氏的官制，介绍了传说时代的官名设置与制度变迁。孔子事后向郯子问学，收获颇丰，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评语：“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句话反映了历史的多元性和文化的传播性，在辽阔的疆域和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播往往不同步。

当核心地区因政治变故或文化变迁难以言说某段历史时，边缘地带的历史记忆便成为重新激活传统的基因库。这种现象就像是诺亚方舟上的动物种类，各具特色且独特。历史上，核心文明的拥有者常常沉醉于自身的先进性，而热衷于观察那些因空间阻隔而呈现出与核心区风俗迥异的边地，将之视为世外桃源般的美丽异乡。“在边缘地区发现中心”的思维模式，无论寻找核心区文明的黑匣子还是对比差异以增强对自身文化的信心，都在无形中固化了核心区与边缘地带的角色。

王明珂先生从人类学田野出发，深刻反思了过往的历史叙事和“中心—边缘”关系。他认为主体文明的历史叙述有时会过滤或遮蔽某些生活方式，试图禁止这些生活方式的存在，从而造成自身文明与边缘区的假象对立。边缘地带的生存模式与社会生态并非仅仅是核心文明的“他者”，也并非完全外在于主体文明。事实上，每个人都置身于被历史情境所限定的现实之中，中心与边缘的差别才会不断地被描述。这些描述虽然并非事实，但却会影响现实。反思历史叙事也是对现实的校正。

王明珂的一系列著作主要关注处于胡焕庸线西部和北部的地域。这个区域的人口密度低于东南部地区，且历史上族群关系复杂且加入大一统政权的时间较晚。他选择这个区域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非仅受个人兴趣影响，而是基于一种贯穿始终的学术逻辑。他最初只是考察历史文献中的“羌”，后来受到社会人类学及考古学的训练后，关注点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互动过程以及核心与边缘的形成过程。他强调关注边缘地区的文化现象有助于理解核心区域人群以及人们的偏见。他通过对这些看似异端的现象进行解释，重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熟悉现象，从而对这些现象产生新的认识。关注边缘区域人群对于我们理解核心区域人群以及消除偏见具有重大意义。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研究中，一些学者曾以猎奇的心态研究边远社会人群或边疆少数民族。他们带着优越感和先进者的心理去观察“异文化”，关注并描述边缘地区人群的“另类”生活和社会文化。这种心态和做法已经被逐渐摒弃和反思。现在的人类学研究更加注重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他者的理解，以期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西方人类学研究中，有一种显著的研究趋势：无论是探索某一地区的原住民文化，还是研究某个国家的少数民族，研究者们都热衷于探究这些群体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展示那些物质生活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民族对宗教的极度依赖，并以此来证明与他们的迷信或多神信仰相比，“我们”并不迷信，甚至可以说的一神教在人类宗教的发展进程中是一种进步。这种带有文化优越性的观点在历史进程中受到了诸多批评。

还有所谓的“传播论”，该理论将具有相似性的各地域文化视为某种强势文化向外传播、影响的结果。这一理论同样带有明显的霸权色彩，也被新时代的人类学家所批判。这样的研究趋势揭示了西方人类学中的一种重要视角和思考路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