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自爆皇室家丑：皇后在哥哥鼓励下私通吸毒

导读：回溯往昔，她的沉沦源于父兄的决策，甚至在私通之事上，也曾受到已故哥哥的隐晦鼓励。我早晚会知道，早在她离开天津前往大连的路途中，她的哥哥就曾将她卖身于一个日本军官，以换取某种利益。

摘自爱新觉罗·溥仪的作品，由大众出版社出版。

我曾拥有过四位伴侣，按当时的说法，一位是皇后，一位是妃子，两位是贵人。从实质而言，她们都不曾真正是我的妻子，我实际上未曾拥有过一位真正的伴侣，我所拥有的只是种种安排，为了应对不同问题的安排。尽管她们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是同一制度下的牺牲品。

婉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受我的冷漠与愤怒。她的经历可能让当代新中国的青年难以理解。如果她不是在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那么就是从结婚起就被设定了结局。我常想，如果她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与我离婚，或许结局会有所不同。她与文绣终究是不同的。文绣的思想中，有一个比封建观念和礼教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追求自由，追求平凡的家庭生活。而婉容的思想中，更看重“皇后”的身份，她宁愿做个名义上的妻子，也不愿放弃“皇后”的地位。即使她突然产生了离婚的想法，她的处境也与文绣不同。文绣还能从亲朋好友中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徒弟不仅不会支持她，甚至可能加以阻碍，甚至是施加压力。

自从她将文绣排挤走之后，我对她产生了恶感，很少与她交谈，也不关心她的生活，我没有从她的口中听到过她的情感、苦闷与希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她毕竟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基本需求。她在一种独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不愿或不敢放下皇后的尊号，在矛盾中寻求正常的生活，从而导致了私通行为，并染上了的恶习。

这类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全怪罪于她，至少不应该全部由她个人承担。当时我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她，我根本没有反思过自己，更没有责备那个吃人的制度。

1935年，我发现她怀孕且即将临产，才知道了这一切。我当时的心情难以描述，我愤怒至极，但又不想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发泄方式就是对她发泄愤怒。除了与她有关和可疑的人都被我排除在外，我还决定与她离婚，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废”了她。但因为涉及到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我不敢得罪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给婉容看的姿态，即另选一位“贵人”。

婉容可能至死都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着。她不知道她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扔进锅里烧死，她只知道她的哥哥在外面帮她抚养孩子，她哥哥每个月都会从她那里拿走一笔抚养费。（编者注：婉容初生婴儿被扔进锅里烧死之事，在定本中被删除。）

“八·一五”后她与我分别时，烟瘾很大，身体极度虚弱，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为了对婉容进行惩罚，也为了作为“天子”必不可少的安排而选中的新人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为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与我结婚时十七岁。她也像我一样被养在“宫”里，直到一九四二年去世。

她得的病据西医诊断为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什么大病危症。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日本医生来治疗。吉冈表示担忧病情治疗的不确定性或例外情况而搬到宫内府的普通居民楼里居住以便“顾问”。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得非常热情但突然之间吉冈出现并与其长时间交谈令人不解的是那位日本医生出来后不再热心治疗而是变得沉默寡言了吉冈在居民楼里整夜叫宪兵询问病情第二天清晨就被告知谭玉龄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