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时候饮食习惯的改变：猪肉在明朝才占据餐桌

元朝时期，随着蒙古族的统治，羊肉风靡华夏，销量急剧上升。好景不长，到了明朝，曾经一度被冷落的猪肉逆袭成功，成功扳回一局。在明朝早期永乐年间的御膳菜单中，羊肉与猪肉的用量仅差一斤，这足以证明已经被打入冷宫的猪肉已成功重返餐桌。

随着国际猪肉价格的疯狂上涨，今年的猪肉价格比2011年更为猛烈。猪肉价格的飙升不仅推高了CPI指数，也深深影响了国人的钱包。但如今猪肉在国人餐桌上的地位，并非自古就有。

要追溯羊肉在中国餐桌上的统治地位，需回到魏晋时期。早在先秦时期，家畜中的牛、羊、猪等就已成为了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由于经济条件和生产能力的限制，普通民众只能在节日庆典时才能品尝到这些肉食。周朝时将牛、羊、猪称为“大牢”，只有国君及高级官员才有资格享用。

虽然牛肉也是“大牢”之一，但由于年龄时期开始实行铁犁牛耕的农耕政策，牛作为劳动工具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加强，而作为食物链中的一环地位则被大大减弱。历朝历代的警告和禁止宰杀耕牛的政策，使得牛肉逐渐退居二线。而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如《水浒传》中的大块吃牛肉的场景，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挑战，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肉食的热爱。

进入魏晋以后，羊肉逐渐开始统治中国人的餐桌，成为独一无二的主流肉食。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就有“羊者是陆产之最”的记载。唐朝文人骚客常用“羊羔琼浆”来描述大快朵颐的场景。在唐朝的文献中，有关肉类的记录共有105处，其中羊肉的记录就占到了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对羊肉产生了狂热的热爱。

随着宋朝的发展，食羊肉不仅是一种充饥或满足味蕾的方式，更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宋代宫庭御厨一年消耗的羊肉数量远远超过猪肉，甚至形成了“御厨止用羊肉”的皇室规矩。

到了明朝，猪肉实现了逆袭。明朝早期的御膳菜单中，猪肉的用量已经与羊肉持平，这标志着猪肉已经成功重返餐桌。但在这个过程中，猪肉也曾经历过一段被打入冷宫的小插曲。正德十四年，由于明朝天子的姓氏与“猪”同音，且明武宗生肖属猪，杀猪食肉被视为犯上作乱。民意难违，面对朝廷的禁令和重压，民众们寻找各种办法来抵抗。最终，武宗只能放弃禁令，猪肉再次重众的餐桌。

这一历史变迁展示了中国人对食物的热衷和对生活方式的追求。从古代的“大牢”到现代的餐桌必备，肉类一直是中国人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猪肉的逆袭历程更是展示了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食的追求。在清朝时期，“猪强羊弱”的现象尤为显著。每逢春节，都城都会举行盛大的杀猪仪式，数量近十万头。例如1784年的元旦大宴上，乾隆皇帝的一桌御膳就使用了家猪肉65斤，相比之下羊肉仅用了20斤。即便在清代灭亡后，中国人对猪肉的喜好也未曾减少。早在1952年，中国的猪数量就已经超过了羊，而至今，我国猪肉的年产量更是羊肉的十倍。经过近两千年的竞争，猪肉最终成功“逆袭”！

那么，猪肉逆袭的原因是什么呢？

猪肉逆袭的缘由

供给地盘肥料

与耕牛间接犁地相比，家猪所供给的肥料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在人口逐年增长的中国，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家猪粪便作为肥料不仅有助于土地快速恢复肥力，更有助于农作物生长，对增产具有主要推动作用。清朝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曾提到家猪粪便对农耕的促进作用，引用其中的话来说：“养猪乃耕田之要务。”虽然养羊同样可以提供土地肥料，但在人口密集的农业区，养羊几乎无法完成。在这一轮比赛中，牛羊无法匹敌猪肉，遗憾落败。

发展速率快、产量高

明朝时有人尝试用蝗虫喂猪，结果“猪初重二十斤，十日肥大至五十余斤”。家猪不仅发展速度快到惊人，其猪肉产量更是让人欣喜。相比之下，养羊需要喂养含高纤维的绿色植物，其食量之大、食料之贵已完全超出民众的承受范围。据明朝记录，在江南地区养山羊11只，一年需要饲料一万五千斤，其中农户可以自己供给一千余斤桑叶（占7%），但剩余的饲料都需要从别处购买，总共需要六两银子，这是一笔极大的开销。

繁衍本领强

猪的繁衍能力和产肉量也远胜过牛羊。据科学家研究，猪是将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蛋白质和脂肪的转化率最高的动物之一。早在明代，浙江嘉兴府就有“肉猪一年豢养两槽，一头肉猪豢养6个月可得白肉90斤”的记录。而羊的产肉量远远不及家猪。明代时已有“母猪一胎可育仔十四头”的繁育记录，而羊的繁育能力一般只有1-2只，其繁育速度之慢使其在竞争中再次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