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程院院士、肿瘤病因学家程书钧提出，即便是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备受关注的靶向神药原型格列卫，患者在使用五年后也会出现耐药现象。多年来，人们尝试通过基因研究来“胁迫”肿瘤，但结果似乎并不理想。尽管我们看到了巨大的进步，但肿瘤的治疗仍然面临挑战。
在香山会议上举行的第645次学术会议中，学者们探讨了“后基因组时代与肿瘤转化医学”的议题，研究肿瘤多学科治疗的新技术和未来可能性。关于基因与肿瘤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观点：基因的突变并不一定导致癌变。为了深入理解癌症的起因，我们需要弄清楚肿瘤细胞的基因组特征。美国的癌症基因组图集项目对大量癌症样本进行了基因测序分析，发现了近1000万个癌症相关突变，并确定了299个癌症驱动基因。
在临床实践中，同一类型的不同肿瘤患者之间，甚至同一患者内部的不同肿瘤细胞之间，基因突变的差异都很大。这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肿瘤基因突变理论。靶向抗癌药物格列卫虽然对某些细胞变异有效，但其耐药性的出现表明新的变异细胞已经逃脱了其控制。程书钧表示，如果我们不能从源头上全面理解肿瘤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就很难确定治愈肿瘤的关键。
目前，已经有近百个分子靶向药物基于基因相关的细胞癌变机制研制出来，广泛应用于肿瘤的临床治疗。这些研究结论是建立在有限的基因分析基础上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分子肿瘤学研究室吕有勇教授表示。蛋白质检测的优势正在被逐渐认识到。如果说基因是“钥匙”，那么蛋白质更像是“锁”——基因需要通过蛋白质的作用才能打开“门”看到真相。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教授秦钧表示，蛋白质作为生命的直接执行者，在医学上比基因有更大的优势。
蛋白质组学的概念虽然早在1994年就已经出现，但其知名度和普及程度不如基因组学。在检测技术上，蛋白质检测存在很大的难度。秦钧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指出高效的检测技术和设备的发展使得蛋白质检测成为可能。高通量DNA测序仪的发明使得基因组检测的速度大大提高，类似的，更高效的色谱-质谱仪的使用和蛋白组样本制备的完善为蛋白质检测提供了新的手段。秦钧表示，要真正实现蛋白质组学的应用，需要同时检测大量的蛋白质样本。高通量、大规模、准确性是检测技能能否落地临床使用的关键。我国已经启动了人类蛋白组计划，并进行了大量的前期探索工作。我们已经掌握了十大恶性肿瘤的蛋白组变化地图，以及肿瘤信号通路和潜在治疗靶点等第一手准确信息。秦钧认为，蛋白质组学在判断“后天”要素驱动的精准医疗方面有望成为新的途径。通过集纳分析检测数据，获取有用信息，我国已经装备了银河二号计算机用于生物信息的大数据解析。肿瘤的神秘面纱：深度探听
秦钧团队揭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肿瘤研究新发现。他们发现，肿瘤病灶自身的一些变异基因不再编码“有用”的蛋白，这些蛋白似乎被“遗弃”了。这一现象，在蛋白质层面的检测中被观察到，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发现。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肿瘤原发灶是“万恶之源”，各种治疗方法都以此为中心。秦钧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或许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那些正在患者体内“攻城略地”的“前锋”上，因为有时候，癌旁组织中的“有用”蛋白反而异常活跃。这些新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对肿瘤认识的新视角。
更令人振奋的是，秦钧团队能够通过蛋白分子分型，精准预测患者的预后状况。他们通过画出健康组织和肿瘤组织的“像”，进行比较，找到不同类型肿瘤的差异，为精准治疗提供依据。
从2012年开始，秦钧团队联合北京肿瘤医院沈琳团队，对弥漫型胃癌进行了大规模样品分析，为这种癌症“画像”。他们成功将弥漫型胃癌分为三种与生存、预后和化疗敏感性密切相关的分子亚型。这一发现为针对不同类型的弥漫型胃癌，甚至其他类型的肿瘤，提供了精准诊断和治疗的可能性。
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蛋白质组技术的突破性发展。秦钧表示，现在的蛋白质检测技术可以在6小时内定量到8000个以上的蛋白质产品，检测精度和样本数量都已经达到临床要求。
未来，在建立以医院、蛋白质检测组织、大数据分析组织为组成部分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实现从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到临床转化的无缝衔接。蛋白质组技术就像基因组一样，有望成为临床治疗的判断依据，为个体化治疗、精准治疗、靶向治疗等新的治疗手段提供更有效的治疗策略和思路。
用蛋白质作为“探听”肿瘤“大本营”的工具是否事半功倍，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无疑，这项研究为我们揭示了肿瘤的新奥秘，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