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野蛮的十大民族(19世纪，西方话语体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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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东方与西方的地缘政治二元对立框架便悄然形成，并与野蛮与文明的文化价值二元对立框架不谋而合。这种趋势在启蒙运动高潮时代尤为显著。

一、关于文明与野蛮的新解读

在西方现代观念中，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经过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的洗礼，到启蒙运动后期得以基本确立。这一时期，“文明”成为西方现代文化自我指认的身份标识，而“野蛮”则开始被用来形容东方。

西方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构建知识与想象的世界秩序，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自我认同。在中世纪，世界曾被严格划分为西方世界与东方异教世界。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打破了这一秩序，东方与西方的界限变得模糊。启蒙运动在此基础上重建了世界观念秩序，重新划定了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在启蒙思想家的眼中，现代启蒙的西方以欧洲北美为中心，而广大奥斯曼土耳其以东的地区，包括从埃及到日本的广阔地带，甚至整个非西方世界，都被归入东方。启蒙思想是在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时空框架内展开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确认“现代西方”的合法性。

二、文明与野蛮的界限

诺贝特·埃利亚斯指出，“文明”概念是西方现代自我认同意识的表现。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他试图给“文明”这一概念下定义，认为它体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包括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这些成就让西方超越了前人或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

在这个定义中，“文明”包含了不同层面上的意义。它与西方现代性的自我认同相关联，是西方现代的特征或成就。“文明”也是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体现和普遍历史的必然，意味着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的一种尺度。“文明”是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发达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经济等都可以包括在文明概念中。

西方现代性将自身认同于文明，在西方走出中世纪、信仰破裂后，文明首次为西方现代文化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基础。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中，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界限实际上就是文明与野蛮的界限。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引发您对文明与野蛮、东方与西方等话题的深入思考，期待与您继续探讨！在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开始使用“野蛮”一词来指涉东方，流行的套话如“野蛮的东方”或“野蛮的东方人”便是明证。这一趋势源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文明概念，他们通过对比“野蛮状态”来界定文明。

当西方现代文化作为一个认同于文明的同一体时，它需要通过塑造一个“野蛮东方”作为他者来自我确证。这种自我认同并非毫无根据的偏见。在西方人的观念中，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模式根深蒂固。这种对立不仅仅体现在对东方的看法上，也反映了西方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念传统。

在文艺复兴时代，地理大发现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念，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价值秩序出现了颠倒的状况。当时的中国，被许多西方人视为高贵文雅的民族代表。博丹和蒙田等思想家都表达了对中国的赞赏和钦佩。他们认为中国不仅在管理和艺术方面成效卓著，甚至超过了欧洲。《平托东游录》中的故事也反映了中国皇帝对道德和法律的重视。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是积极的，与西方的野蛮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出现了彻底的开放运动。东西方价值秩序两极颠倒的现象逐渐失去平衡，出现了三极或多极化的可能。“野蛮”的概念开始更多地被用来形容东方和东方国家，而中性甚至带有褒义的“未开化”概念逐渐取代“野蛮”概念的使用。到了19世纪初，东西方对立双方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西方代表肯定面，而东方则成为被否定的对象。东方的特征几乎都被赋予了贬义色彩，并且都与西方的正面价值相对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成为了这种否定性东方性的代表。从伏尔泰到孔多塞、马戛尔尼等思想家们逐渐构建了中国文明停滞、政治专制、道德败坏、技术落后和精神野蛮的形象。黑格尔更是对这一形象进行了最系统精密的哲学化表述。他认为中国缺乏自由精神是黑暗的中心和终极原因。至此，中国不仅具备了所有的否定性东方特征，而且将这种特征发挥到极致。在遥远的东方，古老的中国曾一度被误解和蒙蔽。人们对其的认知充满了偏见和愚昧，认为中国人的智力如同野蛮人或孩子一般，生活在暴政与贫困的阴影下，却未曾意识到自身的处境。他们的头脑似乎被混乱的思绪和迷信所充斥，行为常常怪异且不道德。这种误解将中国人描绘成邪恶、虚伪、软弱且残暴的形象，无视他们的科学成就和技术进步。他们被贬低为停滞不前的文明，整个国家仿佛是一座不断被自我毁灭的废墟。

中国，处于地理之东方的遥远尽头，其恶劣的东方特征被放大，成为文化东方性的极端代表。在这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的东方主义形象，将地理与文化意义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刻板的印象。

理论往往显得抽象而具有感染力，当神话以理论的形式呈现时，其表达更为雄辩。黑格尔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充满了东方特性，成为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形象的一种核心认知。传教士、商人、殖民者及旅行家们不断在这个核心周围添加更多的表象特征，使其形象更为刻板。

中国的人口众多，贫困与混乱并存。烟雾弥漫，显示出人们的软弱与消极；缠足、杀戮与酷刑等行为，被外界视为中国人天性的残暴。不断的战争与内乱，使得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更为恶劣，任何地狱场景都能与中国联系起来。

每当旅行者从西方出发，向东每一步都仿佛踏入更深的黑暗，直至抵达中国。这个国家仿佛被毒品的恶梦所笼罩，精神、信仰、道德、政治、经济等方面都陷入黑暗之中，成为半野蛮的国家。

西方的这种观念并非出于公正的评价，而是为了在现实中对东方进行征服与控制。中国在19世纪成为西方的东方想象的黑暗中心，并非因为中国本身真的如此黑暗，而是因为中国在那一时期是西方殖民的唯一障碍。

世界已经破碎，除了信仰之外几乎无国家力量；印度已沦为殖民地；非洲的障碍更多在于自然而非人文。相比之下，中国仍然保持着一个帝国的形态，以某种混乱的方式抵抗着西方。西方将中国形象极端黑暗化，这是一种消除恐怖的方式，是在社会无意识中完成的。在殖民帝国的建立过程中，西方构筑了一套东方神话，将中国纳入其中并极端化。

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观念中，东方与西方构成了二元对立的等级体系。在这种背景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成为了这种大众想象的抽象表达。他试图为东方与西方的各民族国家确定其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位置。误解仍然存在。中国与印度被描绘成黑暗的中心，但中国似乎更为黑暗，是西方殖民想要征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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