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歌词伴奏(雅乐：塑造中华文化的礼乐之

董伟，这位杭州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以及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副主席，向我们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一种重要的音乐形态——雅乐。

雅乐，这种源自宫廷庙堂的音乐，典雅纯正，和谐庄重，塑造了中国礼乐文明，并载入世界文化发展史。礼乐文化，如一道绚烂的彩虹，横跨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培育了崇教重文、守礼贵和的礼仪之邦，同时也孕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传递着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永久魅力。

回溯到东周时期，我们可以想象在周王室的诸侯国曾国的宫殿中，钟鸣鼎食之际，主宾们正在聆听一种超凡脱俗的“交响乐”。时光流转，历史变迁，两千多年后，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为我们完整再现了古代礼乐仪式的庄严场景。这座由青铜编钟、编磬等组成的庞大乐器群，堪称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乐器组合，折射出华夏先祖创造的灿烂辉煌的礼乐文明之光。

尽管雅乐被皇宫的高墙所阻隔，但偶尔也会有“天上之乐”流入人间。正如诗中所云，“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种美妙的音乐，如同天上的仙乐，难得一闻。

《礼记·乐记》中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周公，这位西周开国元勋，被后世儒家尊称为“制礼作乐”的圣人。他在古代圣贤制作的“古礼”的基础上，创造了最初的“礼乐制度”——“周礼”。周公将“歌、乐、舞”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用来象征尊卑秩序和道德。诸如祭礼、飨礼、射礼、燕礼、迎宾、送宾等礼仪活动中，“乐”的规格、形式都须按照特定的礼仪制度进行。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形态和政治格局的变迁，逐渐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孔子对此深表痛心，遂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在周公“制礼作乐”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以“礼”与“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此后，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学者自觉继承问礼、学礼、复礼、传礼，把“礼乐”作为道德的载体。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后世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唐时期是雅乐的鼎盛繁荣阶段。在西汉，雅乐的使用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仅仅是宣示天子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仪式，而是更多地用于树立天子的权威。比如汉高祖刘邦，通过一系列雅乐仪式，规范了君臣之道，使得皇帝的绝对权威得以树立。而到了大唐王朝，雅乐更是达到了封建社会的艺术造诣和审美价值的巅峰。唐朝帝王们有着爱乐、好乐的传统，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擅长击打羯鼓，还精通作曲、指挥和编排，形成了唐宫廷“尚乐”的繁荣景象。

董伟以生动的笔触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中雅乐的魅力与影响。从东周时期的编钟到唐代的宫廷音乐，雅乐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唐朝时期，国家繁荣，推动了礼乐制度与宫廷雅乐的空前发展，营造出朝廷有序、君臣和谐、士民勇敢的社会风气。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政权频繁更迭，雅乐逐渐步入衰败。

宋朝立国三百余年，经历了内忧外患和两次政权倾覆的困境，特别是在宋金战争期间，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在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强大的外力压迫下，宋朝寻求神灵与祖先的庇佑。宋金议和后，国家迎来和平发展机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宫廷更加注重神灵的力量，深深崇尚儒家本体文化意识和复古之风。以“复古”“正雅”为出发点，宋朝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礼乐教化的治国传统，谨守先王之言，严斥异族音声，将雅乐制作与儒家纲常、阴阳五行学说紧密结合。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尤其重视雅乐建设，投入巨资进行六次改乐，祈求国运昌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中兴，南宋的社会价值观发生巨变，雅乐的表演完全职业化，向着多样化和艺术化的方向发展，影响深远，盛极一时。

金石之乐在宋朝达到了巅峰，被誉为中国古代的“交响乐团”。鼓、钟、磬等乐器组成的金石之乐，自周朝以来就被赋予震撼力和神秘性。在重大典礼活动中，鼓乐体现了皇家的权威，赋予了其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含义。编钟音域广泛，与西方两百多年前的钢琴音域相当，其音阶结构与今天的C大调七声音阶完全相同。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和演奏，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音乐、乐律学、冶金铸造等领域的辉煌成就。

两宋时期，雅乐乐团的编制规模更加宏大，达到了历史顶点。乐器形制遵从上古雅乐传统，以八种材料制成，称为“八音之器”，即八个“声部”。乐团声部布局考究，音色配比科学，堪比现代交响乐团。姜夔在《大乐议》中阐述了声部之间的平衡协调，指导排练演奏实践中的音量平衡、力度控制等注意事项，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古人认为，“乐”与“音”不同，“乐”是融歌唱和舞蹈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是最高级别的表演。周公制礼作乐，开创了雅乐体系，乐舞成为“礼治”“乐治”的工具，用来纪功德、祀神祇、成教化、助人伦。在两宋时期，乐舞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各种乐舞表演形式丰富多彩，为观众带来了极大的艺术享受。

宋朝的雅乐、金石之乐和乐舞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它们不仅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上古尧舜时代至清代末年，雅乐舞一直伴随着中国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长达数千余年，始终在中国乐舞中占据正统地位。这一传统在周代尤为显著，当时王室设立了专门的乐舞机构——“大司乐”，负责乐舞的演出与乐舞教育，被誉为我国最早的舞蹈学校。

“大司乐”的设立时间之早、舞蹈教育水平之高，堪称世界之最。周代最高等级的“乐”是六代乐舞，又称为“六乐”，是六个朝代帝王纪功的舞蹈，多为周代以前各代的代表性乐舞。这些乐舞分门别类，主要用于周代宫廷祭祀礼仪，表演场合庄重肃穆，音乐和谐平静。到了后代，“六乐”被称为“先王之乐”，其舒缓平稳的音乐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唐朝，乐曲和舞蹈创作达到了巅峰，文化大融合促进了音乐的发展，本土音乐风格吸收了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曲风格，成就了如《霓裳羽衣曲》这样具有极高艺术水平的大唐燕乐。这部曲目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浪漫主义歌舞精品，充满了唐朝特有的浪漫主义文化色彩。全曲融合了歌曲、舞蹈、乐器演奏等艺术形式，曲体庞大而多变，给人感觉音乐铿锵有力，又不失舒缓浩大的结构之美。

南宋时期，雅乐的表演形式出现了“乐歌化”的趋势，标志性变化是“无乐不歌”。当时主要的表演形式有“登歌”“二舞”“宫架”三种。其中，“宫架”表演呈现方式分为“堂上之乐”和“堂下之乐”两种，足见当时歌舞表演、乐队声学水准和舞台艺术组织水平的高超。

乐谱作为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音乐曲谱历史悠久，种类多样。南宋淳熙年间太常寺编修的《中兴礼书》是现存最早、最全面的记录雅乐乐谱和雅乐操演程式的文献。对于这部文献的翻译工作一直存在困难，除了技术因素外，古今音乐观念的差异也是主要原因。

近年来，杭州师范大学田耀农教授主持了雅乐复建工程，借助古乐研究专家的乐谱考证和翻译成果，完成了六部雅乐代表作的表演。他们从《中兴礼书》和《风雅十二诗谱》中选取了七首代表性曲目进行了实验性的译配和表演，成功让沉睡近千年的南宋雅乐在杭州这座古都重现。这一成果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也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自周代以来，雅乐一直是中国乐文化的核心，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乐悬”为中心的乐律“国家标准”的确立上。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乐律学的详尽素材。这座编钟上的音律铭文清晰，为我们揭示了多国乐律的称谓和记录，奠定了我国传统音乐的乐律体系和范式。

历朝历代都逐渐形成了以“钟”为标准音高的乐律基准，为华夏音乐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汉魏到隋文帝时期，雅乐被正式确立为国乐，形成了“华夏正声”的概念，足以见证其深远的影响。北宋时期，对雅乐的重视达到了顶峰，宫廷上下对黄钟律的音高进行了多次调整，每一次调整都涉及到乐器的重新制作和调试，显示了统治者对雅乐的极高重视。

尽管在南宋以后，雅乐的发展没有大的变化，但在明清时期仍然保持着其独特的价值。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雅乐虽然不再作为国家层面的祭祀典礼，但其在传统音乐形态、风格、乐律学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仍然不可忽视。近年来，雅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推广，如湖南浏阳的祭孔雅乐的活态传承、曲阜孔庙的祭孔雅乐表演的恢复等。

杭州师范大学的一项重大项目更是再现了南宋雅乐的魅力。他们耗时三年，收集文献、复制乐器、翻译乐谱、研习排练，使南宋雅乐以“歌、乐、舞”的形式重现于世。这项努力不仅展示了雅乐的古典魅力，更传承了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明。

礼乐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音乐深刻内涵的展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挖掘、传承和创新发展雅乐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更能引领人类和平发展。雅乐，这一历史的见证者，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珍视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