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丛书(我心目中的中华书局)

光明书话】——中华书局百年回望

编者按：出版业在近现代史上扮演着传播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角色。正如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所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必须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必须希望书业进步。”今年正值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作为出版重镇，其诞生与发展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在此特殊时刻，我们特邀党史和近现代史专家金冲及先生，分享他与中华书局的故事。这不仅是一部生动的个人阅读史，更是鲜活的文化史和党史材料。

金冲及先生今年92岁高龄，与中华书局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八十多年前。最初接触中华书局，是通过教科书这一媒介。金先生回忆道，自己读中学时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便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金兆梓等诸位先生编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便时隔八十多年，依然历历在目，可见中华书局的影响之深。

中华书局的诞生与辛亥革命同步，承载着“咸与维新”的历史使命。随着中小学教育的普及，原有教材已不适应时代需求。陆费逵先生创办中华书局，主张编辑出版中华教科书，迅速风靡全国，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对于金先生而言，中华书局的教科书成为他历史启蒙的起点。

抗战时期，金先生开始自主逛书店，福州路的书店成为他的常去之地。他每月都会在那条书店云集的路上流连半天，仿佛进入了一片知识的海洋。他回忆起在旧书店买到心仪书籍时的激动心情，仿佛昨日之事。而中华书局在福州路的店面也成为他购书的常去之处。他在那里购买了许多对其以后阅读爱好产生深远影响的书籍。

除了教科书，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许多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著作，如《四部备要》、《辞海》等。金先生对这些著作肃然起敬，它们代表了中华书局的深厚学术底蕴和文化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个人成长，金先生的阅读方向发生了变化。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仍是他重要的知识来源。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等，都给他带来了丰富的知识和启示。

陈云同志曾深刻指出：“整理古籍，传承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关乎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这一理念，在中华书局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1958年，中华书局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公司从上海迁往北京并与财政经济出版社合并，其在出版界的地位更加稳固。特别是当年，古籍出版社的并入，极大地增强了中华书局的实力。这一年，国家设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明确中华书局作为专注于文史哲古籍出版的专业机构，金灿然同志被任命为书局的总编辑兼总经理。

改组后的中华书局，设立了古代史、近代史、文学、哲学四个编辑室，后又增设了历史小丛书编辑室。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与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正与胡绳武同志合作撰写《辛亥革命史稿》，虽未承担更多任务，但为中华出版的《黄兴》小册子付出了努力。而这次合作也让我与李侃同志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担任第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时，倡议由亲历历史事件的老人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近代历史资料并出版，这就是影响深远的《文史资料选辑》。这套书籍最初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研究和教授中国近代史的必读之书。我对这套书情有独钟，费尽心思购得一套，如获至宝。

根据中央的要求，中华书局与史学界、出版界紧密合作，汇聚众多专家学者，历经18年完成了规模宏大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点校出版工作。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文化工程，我对其完成充满了敬意。

正当中华书局各项工作蓬勃发展之际，“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书局的工作被迫停滞。我也被调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期间经历了三年的艰苦生活，无法接触书本。在咸宁干校期间，我偶遇老友李侃和许多中华书局的同事，倍感欣慰。尽管有传闻说我“畏罪自杀”，但李侃同志坚定地为我辟谣。

到1970年代，随着马王堆汉墓和满城“金缕玉衣”等重大考古成果的发现，文物出版工作重新受到重视。我因此被调回北京，担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在这一时期，图博口还从其他单位调入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他们与我一同工作，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华书局的实力和魅力。

“文革”结束后，我虽然继续在文物出版社工作，未能立刻回到自己更熟悉的专业岗位，但这五年的经历让我对出版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段时期，我见证了中华书局在困境中的坚韧与重生，也看到了出版行业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如今回首往昔，我对中华书局的辉煌历程充满敬意与感慨。在这个不断变革的时代，我愿继续为传承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我人生的低谷，文物系统成为我的避风港，赋予我重任，让我得以在逆境中崭露头角。直至1981年，经组织安排，我借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投身《周恩来传》的编撰工作。尽管身在异乡，但我与中华书局的朋友们依然情系一处，那深厚的友情如泉涌不息。

参加中华书局90周年庆典时，我聆听了季羡林先生的祝福：“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八字赠言深深触动了我。

1983年，我正式踏入文献研究室的门槛，后来更是担任了常务副主任和中国史学会会长。这期间，我的工作繁忙且多元。而中华书局在此期间与我紧密相关的，主要是两大事务。

其一，便是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与思想研究。孙中山先生是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之一，这项工作备受中央重视。我有幸担任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的秘书长，参与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围绕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中华书局推动了一系列文献的出版。中山大学林家有教授曾评价，学者与出版者的紧密合作对于学术发展至关重要。对于中华书局的贡献，我深感赞同。他们不仅编辑出版了完备的《孙中山全集》，而且在孙中山研究工作推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套全集的出版，无疑为我的研究和许多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其二，是《中华民国史》的出版。这部详尽的民国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民国史著作，也是中华书局对文化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

我与中华书局的深厚关系，更体现在“复兴文库”的编纂工作上。这部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书，收录从战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文献资料。我作为编纂工作负责人，与中华书局有了更深入的交往。尽管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但我已经深深感受到我们的合作是如此的默契和高效。

如今，正值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我从少年时代接受启蒙教育至今，已经与中华书局合作了几十年。我深信，未来中华书局会继续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中国出版事业的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我将继续与中华书局并肩作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我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