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导致在当代中国伪科学的流言四起、大师遍地呢？

我们的体系不仅未能确保信息的合理、准确和多元化传播，反而助长了信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最近，中国对伪气功大师王林的调查开始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类似的事件并非孤例。像早年间的“养生大师”张悟本，以及备受瞩目的李一道长，都曾受到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但往往是在这些“大师”涉嫌犯罪被捕，或在公众舆论的批判下声名狼藉之时。

这些层出不穷的“大师”现象让我们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让他们如此活跃？为什么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际，仍有如此多的民众盲目崇拜这些“大师”？

有人将伪科学大师在中国的出现归咎于国民科学素质欠佳。诚然，中国国民的整体科学素质确实有待提高，但将此作为伪科学现象泛滥的唯一或主要原因并不妥当。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依据国际可比标准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中国人仅占3.27%。与历史上的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如日本、加拿大和欧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我们国家的公民科学素养与之相当。但在那个时期，我们并未看到如此多的伪科学“大师”涌现。

另一方面，中国不仅有众多的“大师”，伪科学流言也层出不穷，如香蕉致癌、微波炉辐射致病、转基因食品导致绝育等。这些流言不仅在普通民众中流传，还出现在正规媒体的版面上，包括一些隶属于权威党报的媒体。

仅凭科学素质低难以解释为何主流媒体也会被这些流言所蒙蔽。尽管记者可能犯科学常识性的错误，但新闻信息，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应存在多重纠错机制。这么多纠错机制同时失灵，让错误信息得以招摇过市，这其中涉及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国民科学素质了。

实际上，科学素质的缺失只是中国社会在科技相关信息流通中劣币驱逐良币机制的一个环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在当代中国的伪科学流言四起、大师遍地呢？信息劣币又是如何驱逐良币的呢？

主流科学界在信息发布源头基本遵循“nopaper,nonews”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先在主流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才会被认为是值得公众关注的科学信息，进而与媒体交流。这是因为科学论文在主流期刊的发表需要经过同行评议，确保研究内容的认可度。

论文发表后，西方科学家有政策和机制鼓励他们将研究成果与公众交流或向媒体发布。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就规定，部分科研项目经费需用于科学传播活动，包括媒体报道。在这些制度的支持下，西方科学家会将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写成新闻稿供媒体使用。这些新闻稿经过媒体记者的编辑和同行科学家的评价，确保其准确性。

但在追求新闻时效性的压力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西方科学界与科学传播界通过多年磨合建立了限时禁发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重要研究成果会提前发布给注册记者供其学习和请同行评议，但媒体不能在论文发表前进行报道。这一制度解决了新闻时效性与科学知识生产周期之间的矛盾。

在完成稿件后，媒体记者通常会交给资深科学编辑把关。遇到像“香蕉致癌”这种重大问题，媒体会请教经常联系的科学家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

上述的科学信息传播机制不仅限于主动信息发布。当一些非来自主流科学界的科学性内容确实重大并吸引眼球时，媒体在报道时会寻求主流科学界的看法，并在报道中明确标注这些信息未经同行评议研究的检验。

以2011年美国发生的事件为例，当时一位知名农业科学家JonHuber给美国农业部长写信，指出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与一些植物菌病有关。由于美国经济作物中绝大多数都是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美联社等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引述了多位科学家要求Huber拿出证据的声音。即便Huber始终未能提供证据，报道也强调了需要像样的证据来支持这些论断。在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并没有因为这一消息具有高度的新闻价值而片面地追求独家报道。相反，他们深入采访了涉事者的同行，反映了科学共同体在这方面的主流观点，确保了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种负责任的报道方式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案例发生在2011年。当时，美国一家权威消费者保护组织指出，某些品牌的苹果汁砷含量超过了饮用水的健康标准。美国的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报道。他们没有采用过于醒目的标题来夸大事实，而是采用了更为客观和中立的表述方式，如“某机构发现苹果汁砷含量如何”。他们积极引述了大学专家、果汁协会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观点，后者强调：“超过饮用水标准不等于果汁有问题。”这种报道方式体现了媒体在发布重要信息时的谨慎态度，有效地避免了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相比之下，我们的信息传播体系在某些方面显得不够完善。在这个体系中，、科学界、媒体和行业协会每一个环节都是独立的信息生产者。他们基于证据、言责自负、接受同行评议并遵循观点多元化的原则来传播信息。对于真实的信息，这一体系能够层层背书，强化其传播效果和权威性；而对于不准确或劣质的信息，则会被层层过滤，避免在社会上的流传。

在我们的现实中，信息发布的第一道关卡——科学界，在信息生产和供给方面缺乏与公众和媒体的沟通动力与激励，同时也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媒体研究表明，多年来一直是科技类新闻信息的主要供给者，而科学界自主发布的信息却很少。这不仅影响了信息的准确性和多元性，还使得科学家在应对重大科技、健康和环境事件时往往给人以附和的印象。

中国部门虽然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但由于长期缺乏信息透明的传统和对信息流动的约束，官员们难以第一时间意识到需要动员各界力量来应对劣质信息。由于缺乏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信息发布机制，当社会充满官民情绪对抗时，科学家的声音往往被淹没。这导致在争议问题上，科学家声音的报道往往伴随着大量的网友愤怒评论。这些评论不仅仅反映了部分人的情绪发泄，更代表了社会心态，对媒体报道不同信源产生了影响。

信息劣币——如养生谣言或虚假医疗宣传——则能够克服中国信息流动机制的缺陷。它们在发布源头得到了商业利益的支持，并且不会受到媒体既定规则的制约。这些劣质信息往往不需要担心科学家或权威专家的质疑，因为它们即使知道这些信息可能有害，也缺乏动力和渠道来公开质疑。

另一方面，一些市场化的媒体在捕捉和消费官民对立情绪的也在肆意挥霍这种情绪。他们善于放大管理失误的案例，将制度惰性引发的透明度问题解读为官员和专家之间的勾结隐瞒。尤其在科技、环境、健康等看似“边缘”的领域，这些媒体更乐于揭露和专家所谓的“真实谎言”，以此换取公众的喝彩。

这种不良的信息发布体制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要改革也并非一蹴而就。其核心在于建立畅通的正面信息发布机制，通过信息生产各环节的自律，形成对劣质信息的审核机制。

执政者需要从态度上明确，科学传播是科研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宣传成绩或绥靖民意的手段。为此，应设立奖惩制度来激励科技界人士积极参与传播工作。

虽然传播工作需要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科技传播机构仅仅是的附庸。它们应基于证据和科学界基本规则，确保信息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三，媒体机构应通过实践磨练和规则培训，引进并确立科学新闻领域的生产规则。这些规则不仅适用于科学界的科研成果，也适用于确保公共利益的调查报道。媒体在消费官民对立情绪时，不应以牺牲专业性和新闻操守为代价。

第四，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对科学和科学争议事件的诉求体现了民众真实的关切和对垄断性权力的抵制。这些诉求应超越官民对立的现实，为科学与公众的对话奠定基础。

随着上述制度安排的逐渐确立，公民科学素质的培育当然不可忽视。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伴随着科技类信息发布体制的逐渐完善而不断提升。

关于作者提到的逻辑问题，我们来逐一解析：的信息管制并非过度或不足的问题，而是需要在透明度和管制力度之间寻求平衡。科学界看起来附庸于和没有精力打击伪科学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逻辑关系。独立性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不应受到阅读者主观判断的影响。记者和网民的观点和态度不应影响科学研究的客观独立性。网络社交手段对于伪科学的传播贡献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读者科学素质不足，公众有选择信息的自由，同时也有责任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判断。

关于国人的态度和一些伪科学现象的流行，实在是让人有些无奈。那些“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世界还有很多奥妙不是你能知道的”等观念，在某些时候确实让人感到困惑和迷茫。一些伪科学观念借助空间说说微博、微信等平台迅速传播，让人无力吐槽。一些人为了博取眼球和转发量，甚至夸大事实，制造谣言。这种现象在中国尤为普遍，但也不能因此就说整个中国都在造谣。毕竟，伪科学的存在并非仅限于中国，西方也有类似的伪科学现象。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认为所有的伪科学都是中国的错。

说到伪科学与的关系，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虽然的信息公开程度和透明度有待提升，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伪科学的盛行。事实上，伪科学的存在和传播更多的是受到社会文化背景、公众科学素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媒体的责任也不容忽视。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或者追求商业利益，媒体可能会夸大事实或者忽视真相。这并不代表媒体的行为完全受制于官民矛盾或者压力。媒体作为盈利机构，为了生存和盈利而采取的策略，更多的是市场行为的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制度或者。相反，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和媒体的自律性。我们也应该鼓励科学界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鼓励科学家以科学精神和方法进行研究和传播科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伪科学的挑战和推动科学的进步。

关于观点的独立性，这更多地取决于观点提出者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阅读者的主观判断。只要观点是基于科学精神和方法得出的，就应该尊重其独立性。而所谓的“社会中立性”，应该是建立在科学精神和事实基础上的中立和客观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我们不能因为阅读者的主观判断而否定科学研究的客观独立性。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网络社交手段对于信息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其在伪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将所有责任归咎于网络社交手段本身或者读者本身的问题。相反，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媒体的自律性等问题来应对伪科学的挑战。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在尊重事实和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加强科普工作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伪科学的挑战推动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关于官民矛盾和信任问题

在现今社会中，官民矛盾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公众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甚至延伸到了由供养的科学界。人们开始质疑科学家的独立性，宁愿相信缺乏常识的谣言也不愿接受科学家的判断。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也要看到，公众往往盲目跟风，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可能在没有完全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轻易相信传言，甚至放弃了自己独立思考和进行科学评判的权利。这不仅可能导致公众对和科学界的误解，还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公众对学界工作方式的不了解。学界的工作方式包括以同行评议为代表的评审方式，这是科学界保证研究质量和公正性的重要手段。科学界被资助的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并不是或者制度的问题。在欧美或其他国家，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就全盘否定科学界的独立性。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让他们了解学界的工作方式，从而更加理性地看待科学问题。我们也应该鼓励公众进行独立思考，不要盲目跟风，放弃自己进行科学评判的权利。

对于监管机构来说，应该更多地引进良币，而不是一味地严打劣币。在限制娱乐的也应该注重引导公众了解科学真相，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伪科学横行的问题。

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公众对科学的不了解和对的不信任。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信任度，鼓励公众进行独立思考和进行科学评判。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不要轻易批判外界，也要勇于反思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理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