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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热点头条说重温历史时刻，铭记民族精神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重要的年份，那就是充满战火与泪水的1937年。回望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那是一个令整个中华民族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的时刻。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如今已过去86年，硝烟早已散去，但那段历史的烙印，依然深深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金一南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国，不能忘记》中，对中国抗战历史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书中的内容引发了众多读者的深思与共鸣。对于那些困扰我们的历史疑问，金一南先生通过大量史实进行解答，使读者们茅塞顿开。每一条历史事实，每一个深入分析的观点，都值得我们深思与铭记。

当我们谈论抗日战争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令人痛心的历史事实。卢沟桥作为中日战争爆发的地点，成为了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圣地。每年的参观人数络绎不绝，但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为什么战争会在北京西南的卢沟桥爆发？为什么敌人能以如此少的兵力挑战我们并在短短时间内占领大片领土？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不懂事的孩子，也挑战着每一个成熟的大人。我们必须直面这些事实，探究背后的原因。

回顾中国近代历史，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屈辱。从第一次战争的失败到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再到八国联军的入侵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我们一次次地遭受了割地赔款的厄运。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我们为何如此不堪一击？这背后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上的腐朽和军事上的衰弱。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历史事实，否则悲剧将会再次上演。

卢沟桥事变的背后，隐藏着八国联侵华后清与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的秘密。按照条约规定，华北地区驻屯的外国队有英、美、法、意、日等多个国家。日本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不稳定，暗中扩大驻屯编制，最终导致了七七事变的发生。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民族耻辱啊！我们必须铭记这段历史，铭记那些为国家付出生命的英雄们。

为何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问题。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历经了漫长的岁月，然而国民正式对日宣战的时间却相对短暂，只有短短的三年零八个月。

在战火燃烧的岁月里，一方面进行着抵抗，一方面却也在琢磨着妥协，盘算着退路。为何迟迟不对日宣战？其中原因，无疑与美国参战有关。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美国对日宣战，这才促使国民终于在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

如今，许多国人不明白为何卢沟桥成为战争爆发地，也同样不明白为何国民直到那时才宣战。难道仅仅因为美国被偷袭后才敢宣战，就不是耻辱了吗？要知道，德国在被偷袭后第二天就宣战了。而我们，在侵略者明火执仗、屠城、侵占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竟然还未向对方正式宣战。

在这漫长的抗战中，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从未放弃私下接触与调停。他们一边抵抗，一边尝试与敌人谈判。这样的做法无疑也显露了一个国家和民族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抗战期间，许多高官投敌，一些部队甚至哗变，伪政权内部矛盾重重。这样的局面无疑极大地助长了侵略者的骄横和癫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汉奸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弥漫于统治阶层的失败主义。以汪精卫为例，他坦言“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他甚至询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这样的心态和言论无疑加剧了投降主义的蔓延。

汪精卫后来的嘲讽尖锐而刺耳：“这简直是狂傲与无知的体现。”在那个时代，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抵抗日本侵略、倾向于妥协的人不在少数。

社会弥漫着一种消极的自我贬低情绪，人们的心态似乎倾向于自我否定，精神上对他国卑躬屈膝。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曾悲观地断言，无论在人的要素、物的要素还是组织方面，中国都无法与日本相提并论，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失败。这种自贬心态在当时极为普遍，人们往往自我否定，却对他国的一切过度美化。

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也不容忽视。一些知识分子在面对日本侵略时，更多地考虑个人利益而非民族大义。以周作人为例，他在面对《救国宣言》签名时选择沉默，甚至在北大撤离北平之际选择留下。日本人都对他的选择感到意外，因为他表现出的态度似乎放弃了文人应有的清高。他后来不仅接受了汪伪政权的聘书担任北大图书馆长，更出人意料地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曾言：“即便有许多文天祥般的英雄，又怎能改变现状呢？”但难道不成为文天祥就意味着可以做日本的帮凶，放弃民族气节吗？

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也造成了人们的小家观念根深蒂固，缺乏对国家的认同和责任感。严复曾深刻指出，自秦朝以来，中国缺乏真正的国家观念，只有家族观念。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而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怎能期望民众万众一心、共同抵御外敌呢？

明白为何日本侵略者曾以为能迅速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上所述的因素，为我们揭示了日本轻视中国的原因。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有一种“三个月”的论调。侵略者之所以轻视中国，一方面源于中国统治阶层的抵抗意志薄弱，另一方面则源于两国工业能力的巨大差距。到了1937年全面侵华时，中日两国的工业能力差距悬殊。

在这类侵华元凶眼中，他们带着必胜的信念，怀着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战争的狂热，烧杀掠夺于中国大地之上。他们洞悉了当时中国的软肋：国家内耗、腐朽、社会涣散，民众与的疏离和对立，以及四分五裂的族群和孤家寡人的首领。他们以为，他们的对手不过如此。

抗日战争的历程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忽视了一种力量——那就是民众的力量。“七·七事变”后，即使国民领导的正面战场进行了顽强抵抗，仍未能挡住日军的进攻。显然，仅靠和正规军队的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难以取得胜利。

这一认知的转变，源于中国人的深刻洞察。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句话被广大引用，振聋发聩。

他也提醒我们，“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这触及了中国社会的至弱之处。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近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处境，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在侵略面前，许多人表现出麻木、散漫、冷漠甚至无为的绝望。

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动员与组织起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抗战。在敌后根据地，每个家庭都积极参与抗战，从老人到儿童，都投身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中来。这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肉筑起的钢铁长城。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潜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样，被长期压藏在普通民众心底。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在于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这一点触发了民族的心灵约定，让这个民族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那些以为短时期就能的日本侵略者，在面临中国动员、组织和武装的民众时，跌入了他们的最大战略失算。他们完全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力量，这座由中国筑起的高山，是他们永远无法逾越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争论与设问，其实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中国领导的敌后战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只有中国才能回答“蒋廷黻之问”。这场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将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共同抵御外敌的伟大实践。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我们并不只是看到了一场简单的武力冲突，而是见证了一个民族在危机中的觉醒与自我重塑。

想象一下，史学家蒋廷黻在1938年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刻，向整个中华民族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我们能否实现近代化，赶上西洋的步伐，利用科学与机械，摒弃家族和家乡的束缚，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这个问题，如同一把锐利的剑，悬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使得我们不得不深思民族的未来与方向。

历史将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赋予了中国的手中。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中国通过广泛的动员和深入的组织，让曾经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真正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拥有的力量，这是几千年来未曾认识到的力量。

这一重大成果推动了民众从传统观念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转变，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了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回首过去，我们会发现，真正能够实现中华民族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的，只有新中国。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宝贵大礼。新中国不仅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更消除了涣散的状态，动员和组织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

全民抗战中的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成为了培育新社会的摇篮。正如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所言：“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亦不例外。这场战争锻炼了我们的战斗队伍，提高了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说：“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正是这场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展现的民族觉醒、团结、抗争与组织，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的话语更是道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心声：中国必须独立，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

2014年，我们的领导人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更是振奋人心——“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这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坚定信心与期待。我们知道，这个伟大的民族已经觉醒，已经组织起来，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继续书写属于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