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英语介绍(米兰·昆德拉之于中国的意义

关于景凯旋笔下的米兰·昆德拉与中国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关于欧洲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与中国之间的深厚联系。这一联系是由南京大学的教授和译者景凯旋为我们揭晓的。景凯旋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翻译了昆德拉的作品，如《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生活在别处》等，为昆德拉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让我们回溯一下昆德拉在中国的介绍与接受过程。最初，美籍华人学者李欧芃先生在武汉一学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南美的马尔克斯和东欧的昆德拉，认为他们是当代最重要的两位作家。那时昆德拉的作品并未引起广大关注。直到景凯旋教授开始翻译他的作品，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

景凯旋教授对昆德拉的翻译纯属偶然。当时他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感到不满，并开始关注当代文学。在读到《为了告别的聚会》后，他感到一种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诞。书中的细节展示了一种真实而矛盾的生活常态，这在当时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中是难以想象的。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了景凯旋的强烈兴趣。

随着韩少功也开始翻译昆德拉的作品，景凯旋的书稿被带到了北京。经过一系列的波折，包括与编辑的沟通、等待出版时机等，最终这些作品得以面世。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风险，但也离不开编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支持。

此后，景凯旋又翻译了《玩笑》和《生活在别处》等作品。随着昆德拉作品的不断出版，他开始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东欧的当代文学和思想也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当时几乎人人都知道昆德拉，他的存在主义话语被广泛解读和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女性学者值得一提。艾晓明是最早编写评论昆德拉书籍的学者之一，她的思想基础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崔卫平则从昆德拉走向了哈维尔和米奇尼克，对东欧的政治哲学进行了广泛介绍。

在知识界，她俩的活跃身影引人注目。昆德拉，这个名字如同一只指引航船的明灯，引领许多中国人的目光转向东欧，这一事件在当代思想史上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承认西方文化的主体地位，这无疑是事实，然而在东欧与俄罗斯的丰富土壤中，我们同样不能忘记自己的根脉。面对漫长而深沉的长夜，我们中的许多人或许曾共同呼喊出同样的心声。对于缺乏本土思想资源的我们来说，东欧与俄罗斯的当代思考如同一座蕴藏丰富的矿藏，给予我们无尽的启示。

然而有趣的是，相较于昆德拉，更早被引入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欢迎。我本人对索尔仁尼琴的制度性批判深表敬意，他无疑是二十世纪人类的有力见证者。但在中国作家群体中，他的声音似乎被轻蔑地忽略，他的作品被一些人视为非文学。对于这种现象，我时常陷入深思。

从时代角度来看，原因可能有三。索尔仁尼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描绘社会，而昆德拉则是从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当时的文化背景中，美学热、文化热正盛，因此昆德拉的作品更受欢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充满强烈的价值观，而昆德拉则解构价值，更契合了国人想要逃避崇高的心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高的美并不占主导地位，而对抗集体创伤的记忆让人们不再愿意谈论价值。文化移植过程中的变异也起到了作用。西方文化本身就充满矛盾，再加上中文的翻译和运用中的误读，使得昆德拉的某些概念在翻译中产生了偏差。例如，“媚俗”这个词的翻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将昆德拉解读为反媚俗，正是文化误读的结果。就像用存在主义来阐释昆德拉，试图在他的作品中寻找一个形而上的意义，而这恰恰是昆德拉所讽刺的“刻奇”。实际上，昆德拉与存在主义并无交集。加缪的观点也证实了这一点，《局外人》的主人公所追求的是对绝对的激情，与昆德拉的理念截然相反。我们可以看到，昆德拉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成为了一个充满歧义的存在。

接下来，让我们探讨昆德拉作品的基本主题。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和产品都是为了解决存在的意义问题。从金字塔墓穴的壁画到康德的星空和道德律，无不指向不朽的观念。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意义世界，正如韦伯所说，人是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任何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可以被发现的。

例如，我们习惯用历史必然论来解释发生的事件。对待文革中的悲剧或者顾城事件，有些人采用了一种文学必然性的辩解方式。但这种文学并不是特权，按照常识就是，没有任何崇高的理由可以为之行辩。人们往往喜欢在意义领域寻求一个高于常识的判断。这就是昆德拉的思考方向。他找到一个词“刻奇”来指称人们对意义世界的渴望。这个词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原义是指保存下来的破烂作为纪念。在西方语境中，刻奇一般指的是中产阶级的现代性和艺术品位。但在昆德拉的作品中，“刻奇”被重新阐释为一种排斥一切非本质的东西的追求。例如，“大便”这样的词在之前是无关本质的、无意义的，但在某一情境下就可能被看作是“刻奇”的表现。“刻奇”是一种伪崇高、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的体现。这一理念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作品中得到了深入的阐述和展现。在解读昆德拉的作品时，《玩笑》这部他唯一在捷克国内出版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和视角来理解他的思想和创作理念。捷克式的幽默与反讽：从小说人物看刻奇的解构与重塑

主人公的玩笑信件，如同托洛茨基的胜利旗帜与乐观主义的讽刺，在女友面前掀起了一场风波。这种玩笑背后的讽刺与反讽，正是捷克式幽默的独特表现。这种幽默不同于英国的Understatement，也不同于中国流行的性诙谐。捷克的幽默是一种存在的荒诞感，夸张地展现对夸张事物的讽刺。就像哈谢克的《好兵帅克》，以戏谑的态度面对宏伟的战争。

主人公的经历似乎是一场玩笑引发的灾难，他的报复行动未能如愿，反而揭示了那些曾经对他进行整蛊之人的心态转变。更令人感慨的是，他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摒弃，在他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激进。这种体验使他意识到，他的受难似乎是一场徒劳，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玩笑。这也让人想起八十年代的伤痕小说，虽然主题后的感恩戴德，但“玩笑”本身的反讽意义却被忽视了。

相比之下，捷克式的幽默与文化心理密切相关。捷克的文化心理源于其历史，融合了斯拉夫、和犹太文化，又受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使得捷克人天生具有对意义的解构能力，反感一切刻奇。他们不喜欢绝对的事物和夸张的情感，而是通过夸张来表现对夸张事物的反讽。

在阅读张贤亮的《绿化树》时，我们不难发现其道德和幽默感的缺失。虽然作品写受难，但缺乏真实的情感和对政治、爱情的深刻理解。相比之下，《告别华尔兹》中的主人公雅库布则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人，但他的某些行为却成为一种刻奇的姿态。书中的刻奇现象与诗歌思维方式的结合，揭示了现代革命的发生与青春、爱情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的描述也让我们看到了诗歌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正如昆德拉所说，“这是一个‘诗人与刽子手联合统治的时代’。”刻奇会屏蔽常识，扭曲人格，甚至导致反人性。《生活在别处》不仅仅是对个人心理成长过程的描述，更是对美学上解释二十世纪革命的发生的探讨。书中的主人公从文学之路走向革命之路的经历也揭示了诗歌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的描写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被忽视的真实背景，如农民工的生活困境等。这也提醒我们不要被表面的华丽言辞所蒙蔽，要关注真实的社会现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复调手法和书中人物对待爱情、生命的态度都为我们揭示了复调小说对真实生活的揭示和对情感的深入探索。《不朽》中通过对两姐妹的刻画和对不朽的追求揭示了人们对不朽的渴望背后的心理机制。《缓慢》则通过政治异议者和昆德拉本人的对话揭示了情感和理性的平衡的重要性以及对自我的真实认识的重要性。这些作品都在向我们展示一个真实的、多元的世界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反刻奇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自布拉格之春后，关于公开反抗与否的议题在他们中间引发了热议。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的开篇曾写道：“打开窗户，让英雄的气息进来。”而昆德拉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小说的结尾处提到：“打开窗户，让树木的气息进来。”在他看来，无论是专制还是反抗，只要以崇高的面目出现，都是刻奇的表现。

上世纪七十年代，昆德拉移居法国，其早期作品中的感伤逐渐消失，尽管智性依旧高超，却失去了那份感染力。

关于昆德拉的文化意义，有人读其作品后认为他反对媚俗，但他自己却被认为媚俗。这种误解大多源于翻译的问题。昆德拉并不排斥世俗，反而喜欢众声喧哗的世俗文化。他的文论中崇尚十八世纪的启蒙理性，但在社会观上，他更接近英国的经验主义。对于大陆理性主义与英美经验主义的根本区别，我认为在于是否相信宇宙万物存在一种秩序。有秩序则有意义，反之则无。昆德拉认为，寻求意义是人类的基本状态，只有在多元的社会里，我们才能避免刻奇。他借用海德格尔的“生命的世界”概念，主张消解意义，回归经验世界。生命的世界多元、不确定，而极权刻奇却强迫人们为某一崇高事业感动。例如，极权灾难中的劳动集中营和基于牺牲的伪学说曾产生巨大审美吸引力。在西方，有人将昆德拉归入后现代派。

昆德拉对极权主义左翼根源的探讨具有深刻性。在极权灾难的阴影下，千百万人遭受迫害。在国内外的媒体采访中，我们不难发现刻奇已成为一种道德体系，它压制个性的表达并成为一种智力和感受力不高的表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常常为了大词图腾而无缘无故地恨或爱，被刻奇绑架。例如，“超级女声”等娱乐节目反映了公众的真实情感和需求，却被央视指责为低俗并试图进行压制。这种无处不在的强迫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刻奇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生活在别处》中的一代人都是在刻奇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但刘荻在一篇文章中表现出的真实态度让我十分惊讶。她强调生命高于自由、创造力和家人朋友，亲情被置于最低位置。她的诚实让我看到了新一代人的成熟和勇气。目前中国仍然是刻奇占据主流，人们被强迫去遵循某种道德标准而忽视世俗文化的重要性。我宁愿选择像“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所带来的真实感受，也不愿被央视的刻奇所束缚。在这个世界的广阔舞台上，和平与发展的旋律无疑是主流。尽管今天我们没有面临直接的侵略威胁，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在悄然蔓延。游行、砸商店、网络上的战争叫嚣，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的是情绪的激荡和灵魂的波动。面对这样的情境，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否预示着新的危机，会不会发生像水晶之夜那样的历史重演？或许这只是个别情绪的宣泄，是我过虑了呢？

以安徽歙县某地为例，他们为明朝的一个海盗修建了墓地。这个海盗与倭寇勾结，但他的后代中有的已经加入了日本籍。当地试图通过这一方式招商引资，尽管方式引人争议，但这背后也许有他们对发展的渴望和无奈。南京一位大学青年教师却选择黑夜破坏这一行动，他自认为代表民族行动，这无疑体现了一种民族主义刻奇。这种以群体名义行事的方式，能够暂时消解个人的渺小感，但却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从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审视历史，虽然能揭示出一些新的视角，但绝对不足以涵盖历史的全部真相。要探讨极权制度的现象和根源，我们需要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就像昆德拉对捷克民族性格的刻画，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也有其片面性。捷克人不仅有怀疑精神，他们也有为了信仰展现出的道德勇气。哈维尔与昆德拉不同，他具有宗教感，而这种情感在许多捷克人看来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昆德拉将刻奇无限扩大，甚至将其与所有价值、意义等同起来，这无疑导致了价值的否定和思想的混乱。

在此情境下，索尔仁尼琴和昆德拉像是站在两个极端。昆德拉向往启蒙理性，怀疑一切；索尔仁尼琴则批评西方的宇宙图景，坚信存在更高的存在。那么，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呢？或许我们不必急于寻找答案，而是应该采取一种中道的立场。如同蒙田的思想，这个世界如果存在一个整全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也是由无数的侧面组成的。无论是昆德拉还是索尔仁尼琴，他们只是揭示了这个世界的某个侧面。他们的声音不是给我们答案，而是让我们思考。

在这个充满复杂与多元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思考。面对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轻易被情绪左右，而应该理性地思考和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向和平与繁荣的未来。本期编辑：邹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