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进中南海摆帝王威风 吃饭要奏军乐宣告

核心提示：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居所，尽显王者威风，就连吃饭都要乐队伴奏。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年幼的他一听到军乐声响起，便知道袁世凯正在用餐，这令宫中上下愤怒却无可奈何。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共和国心脏地带丛书）》，作者徐焰，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标志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自太平天国以来的督抚专政矛盾此刻彻底爆发，数省在短时间内宣布独立，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幼帝溥仪宣布退位，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帝制。曾经作为皇室禁地的中南海也迎来了全新的篇章。

清帝退位后，北京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根据“优待清室条件”，溥仪虽退位但仍享有尊号，并继续住在故宫，而“三大殿”则由民国管理。尽管颐和园仍留给清室作为禁苑，但中南海却成为北洋军阀封建独裁统治的中心，并因此闻名天下。

在历史的洪流中，1912年，袁世凯以其深谙权谋的手段，迫使孙中山让位，一跃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脚步尚未站稳，便急于稳固自己的权力，故宫仍掌握在逊帝手中，他便先行入驻中南海的居仁堂。

那时的袁世凯，一方面以革命党的名义进行议和谈判，另一方面在海晏楼朝见隆裕皇太后，巧妙地利用革命的声势来恐吓隆裕太后，以此逼迫清朝皇帝退位。中南海成了他权谋的中心，这里后来变成了总统府，是袁世凯窃国的政治舞台。

成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将海晏楼改造成具有宫廷特色的会客室，命名为“居仁堂”。在中海南岸，他建造了双亭，并在亭南设计了一间白石砌成的石室，朱门金钉，充满了皇家的气派。更令人震惊的是，室内仿照封建帝王的传统，设置了藏有“建储函册”的金匮。他预设了自己身后的权力交接，将三个候选人的名单封于金匮之中。这一精心设计的权力交接仪式并未实施，随着袁世凯的离世而夭折。

住在中南海的袁世凯，更是摆足了帝王的威风。据传，每当他吃饭时，都要有乐队奏曲。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自己作为七八岁的孩子，一听到军乐声响起，就知道袁世凯开始用餐了。虽然君臣对此深感愤怒，但却束手无策。

1915年，袁世凯的野心膨胀，他想要恢复帝制，甚至公然宣布将采用“洪宪”作为年号。他在居仁堂接受了百官的“朝贺”，册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总统府被改为了“新华宫”，民国五年也被改为了“洪宪”元年。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袁世凯想当“洪宪皇帝”，甚至不满足于此，他还想迁入故宫。他要求溥仪从故宫搬出，移居颐和园。清室无力抵抗，只能无奈搬家。他们想到“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心中充满了恐惧。这一切都在袁世凯的野心和权力欲望中破灭。正当他等待元旦穿上龙袍、登上龙位时，护国战争爆发了。蔡锷等在云南首先出师讨袁，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黯然消逝。在袁世凯的离去后，中南海的风云变幻，犹如走马灯一般。他的妻子和妾室，以及家人都纷纷离去，同时还带走了园内的许多公私财物。此后，这座府邸的主人更替频繁，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人皆将其视为“总统府”，却无法真正掌控天下。

1917年，黎元洪接任总统之际，遭遇了张勋的复辟风波。面对辫子军的威逼，黎元洪抱持总统大印狼狈出逃，逃至外国使馆。随后，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的旧部冯国璋接任总统。他将中南海作为总统府，并将居仁堂作为眷属住房，堂门改名为“宝光门”。冯国璋在此处理公务，甚至还在堂后楼内召开有中外人士参加的关税会议。国内军阀割据愈演愈烈，冯国璋的号召力逐渐减弱。不久之后，北洋政客徐世昌接任总统，但即便身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他亦无法真正指挥天下。

在徐世昌执政时期，中南海正值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心。大批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涌至新华门前，要求总统接见并提出主张。尽管徐世昌避而不见，但新华门却成为了示威游行者请愿的重要地点。

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通过贿选成为总统，上演了一场荒诞的丑剧。他上任后，将姬妾安顿在居仁堂，并在延庆楼办公。冯玉祥的突然发难，使得曹锟的总统梦瞬间破灭。北京政变后，曹锟被迫辞职，被幽禁在延庆楼。尽管身处软禁之中，曹锟的生活仍颇为悠闲，他的太太们甚至能入府陪他打麻将解闷。

随着冯玉祥部队控制北京局势的失控，奉军大举入关，老北洋军阀段祺瑞被迫出山。他于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行之职，执设在铁狮子胡同。这一时期，中南海一度失去了其政治中心地位，普通民众得以进入游览。这段时期的历史风云变幻莫测，中南海见证了多个政治势力的兴衰更迭，成为了一部活生生的近代史。在1926年的春天，奉系军阀占领了天津和北京，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南撤至南口。这时，“东北王”张作霖如同昙花一现般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入驻中南海，将其视为自己的大本营。

张作霖，这位旧中国军阀中的传奇人物，曾由土匪头目被清廷招抚为营官，凭借投机钻营的手段迅速崛起，成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他率领的东北军庞大而有力。当他于1926年入京后，更是夺取了北京政权，成为中华民国的陆海军大元帅。这个曾经的“不逞之徒”，成为一时之间横行北方、统治东北和华北长达十几年的“枭雄”。

当张作霖进入北京时，他打着“讨赤”的旗号，将苏联支持的南方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称为“南赤”、“北赤”。这不仅是他向列强讨要援助、扩大自己地盘的策略，也反映出他对人民革命的深深敌意。奉军进京时表现出的胡匪作风令人震惊，掠抢无所不为，连北京警察都不敢干涉。这一行为让几十年后的老人们回忆起来仍然痛骂不已。

张作霖入京后，立即开始搜捕左派和人。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在形势紧张时，带领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继续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由于形势的险恶和对危险的估计不足，李大钊未能及时转移，这成为了历史的一大遗憾。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张作霖的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历史的波澜。他的传奇经历、复杂的政治手段和残忍的行径，都使得他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冲突，让人不禁对历史产生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