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首辅张居正因何惹来了抄家灭族之祸

　　导读(1525—1582)，字叔大，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当多数同科进士热衷于文章诗词之时，他却经常“周行阡陌间”，考察“岁时之丰凶”和农民疾苦，以深沉的目光关注着国计民生。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进入内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故，年仅10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终于得以“任法独断，操持一切 ”(《张文忠公全集》附《本传》)，义无反顾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

网络配图

　　一、政治改革整顿机构，建立问责机制

　　在张居正看来，“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他从“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张居正传》)入手，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

　　“尊主权”、“一号令”的关键在于克治权力机构运行不畅的痼疾。明初洪武年间，废中书省，不设丞相，由直接掌管六部。虽然后来内阁首辅权势渐重，但六部和负责稽察六部的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皇帝处理政务则倚重宦官，由司礼监掌理章奏文书，甚至代皇帝朱笔批红。明中后期诸帝多“帘远高堂，君门万里”(赵翼《陔余丛考》卷18)，尤其嘉靖后期，“政务偷玩，事无统纪”，朝廷诏旨被视为故纸，来往公文多至沉埋，统治机构几乎陷入瘫痪。

网络配图

　　针对这种机构窒碍不通的积弊，张居正力主“天下之本在政府”(《书牍》15)，开始大力强化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受内阁节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推行变法的中枢。为排除宦官干政，他告诫“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明史·张居正传》)，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事权归一，政令畅通。

　　为了破除无所事事、坐啸画诺、命令不行的官场沉疴，张居正于元年创设颁行考成法以责吏治，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明纪》卷39)，据此“考其勤惰”，决定赏罚升降。此法一行，立见成效。

网络配图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通过整顿机构形成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并建立起相应的稽察问责机制，确保官僚机器高效运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现代社会行政体制的特点。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