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之后，明代的遗民们为何又重新讨论永乐迁都？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明亡后遗民们为何又重新讨论“永乐迁都”?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永乐迁都北京，在有明一代的历史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其对政治以致社会文化之风气都有极大的影响，这一点自不需多言。在迁都之前，时人对于迁都利弊就有过很多争论，无论朝野，意见均不统一。最终永乐皇帝乾纲独断，排众议行迁都。而关于迁都的功过讨论以“都燕之辩”的题目贯穿于明代始终。在一些特殊时刻，这一问题又显得尤其尖锐，比如“”，则有人指斥其为都燕之弊，而明亡之后，处境尴尬的明遗民则又重拾这一话题，并给了它新的内容。

　　明代士夫论争好“借题发挥”，“都燕之辩”给了他们评论当时政治的良好素材。其时，攻入京城，时论有议请皇帝迁都南方，徐图再起，“都燕之辩”就在这样的背景重被提起。而最终选择了煤山自缢，不论是出于真的要以身殉国，还是为当时言论所逼迫，但为人所知的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那么问题又回到了“都燕之辩”上，因为这种形式的“守国门”也好，“死社稷”也罢，都是的预设价值。

　　崇祯“殉国”了，但南明的政权却前仆后继。亡国遗民自然就陷入反思，时论有认为劝崇祯殉国为“弑君”的说法，主张迁都;有人则认为迁都就是怕死，就是投降，国亡就应归罪于这辈“降臣”。沿着这一说法进行逻辑回溯自然就回到了迁都的利弊上(永乐是往北迁，明亡是往南迁)。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在这样的价值观下，崇祯殉国，而遗民苟存本是“不合法”的，那么“都燕之辩”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对遗民生存合法性的论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