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黄金荣的“求生之道”

核心提示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
1951年黄金荣在大世界被监督劳动
上海解放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2岁，垂垂老矣，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担心，如果真的去台湾或香港，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命，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何况，“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八一三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别人不说，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算是在后方“抗战”；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麻皮金荣笃悠悠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更不用说了，他虽然不及后来居上的杜月笙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那样被蒋经国“斩”过。1947年他做八十岁大寿时，蒋介石特地来黄家花园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这次， 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人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 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 总得讲点人道……”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肯动弹。
其实，黄金荣心里已有底，估计 不会为难他。黄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工作，争取黄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杨虎对他说“ 的领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可以既往不咎，不来捉你。”并且将一张某领导人写的条子交给黄，要其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黄的心腹龚天健和孙子黄起明亲眼看到过这张条子。
章士钊夫人也带来过 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 ，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定下心来后，黄金荣叫人写出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四百多名青洪帮头目的花名册，交给 作参考，作为将功赎罪的表示，又告诫门徒收敛一些，为自己留条后路，接着命人将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行”匾额摘下砸碎，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八年抗战中，黄将这块匾额深埋于地下，等待着蒋介石的“胜利”归来，现在他是不敢做这个梦了。
上海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头绪繁多，军管会考虑到帮会势力和黄金荣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对黄本人，则有一个具体的评估
(1)肯定黄过去的罪恶，确为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
(2)但黄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政府低头认罪，残废衰老；
(3)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可采宽大政策。
这实际上是放黄金荣一条生路，让其走改过自新之路。
当时，上海市民对政府不杀黄金荣，让其“逍遥法外”，很想不通，纷纷致书有关部门，大声疾呼要求从严惩办。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解释工作，并且曾经召开过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
一天下午，两辆吉普车开到钧培里黄宅门口，军管会委派的军代表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前来对黄金荣训话，宣布政策。黄见政府不逮捕他，稍为放心，一再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杀人绑票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黄金荣因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徒弟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他身穿白色纺绸褂裤，颤巍巍地站立着，由他的两个徒弟搀扶。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蒋介石赠给他的那块金挂表交给杜，说是上交给政府处理。在这块表的盖子上刻有“金荣夫子大人惠存，蒋中正敬赠”字样。
杜宣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黄金荣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仿佛不知所措。杜宣继续告诫他“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背人民政府的行为，那就要从严法办了。”
这时黄才不断地鞠躬，连声说“保证不再做坏事……”
此后，黄金荣蛰居于家中，不过问外务，人民政府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里还敢出头露面，统统交给门徒分管。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外，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上海几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黄金荣扫街的照片。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呼声又起，黄金荣感到十分恐惧，更加忧心忡忡。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但又无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和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据方老回忆，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梅达君为市政协副秘书长，他则担任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召见黄谈话的地点，记得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当时，政协还设在和平饭店内办公。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较易稳定黄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盛丕华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岁(原文如此，应为84岁??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但捏笔杆子却极少。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写在宣纸上的“悔过书”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惟悔过书原件题名“自述悔过书”，于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时，才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
“自述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据陪同黄去的陈翊庭回忆说，他们退出下楼后，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及陈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恐生变故，急不可待的独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到了“孤岛”沦陷时，他也没有落水做汉奸，说“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主，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