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传佛教的发展看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政教合一

宗教的成长与流传往往与政治紧密相连，宗教的兴衰亦与政治息息相关。以为例，它曾是罗马帝国的禁忌，却因罗马皇帝的推广而成为了西方的主流宗教。同样，在中古时期，阿拉伯人之所以能够打遍世界无敌手，教将一盘散沙的阿拉伯诸部结合起来功不可没。

谈及中国最成功的宗教，无疑是释教。尽管其初来乍到时的身份并不高贵，却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曾梦到“金人”，并派人去西域迎来两位高僧，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寺庙——白马寺。这个故事虽然被释教用来提高自身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时期已有释教流传至东土。释教初期的传播范围相对较小，仅限于某些上层人士的圈子内。

到了十六国时期，释教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来自塞外的游牧民族领袖因与儒家的正统思想相排斥，选择了与释教相结合。在他们看来，释教能够教训人民顺从，且不强调夷夏之防，正符合他们的需求。后赵天王石虎甚至下令全国推广建寺礼佛，尽管有臣子建议禁止释教，石虎却以自身为“蛮夷”之姿回应，坚决支持释教的推广。在这一时期，随着战乱频繁、民不聊生，通俗公民深感此生无望，转而寻求释教的业报和轮回作为心灵的慰藉。于是，梵宇纷纷拔地而起，众多人投入沙门。

随着统治者的支持、寺庙地产的积累以及沙门和信众的增加，释教的理论体系却相对滞后。幸运的是，佛图澄天深得后赵两代天王的信赖，他的神奇术数和参谋身份使得释教得以在民间迅速传播。在理论方面，释教大师们的建树并不多，亟需增强释教的理论常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译经事业成为了当务之急。经历了前秦天王苻坚和后秦皇帝姚兴的大力投资和译经工作，释教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整合。

尽管释教未能保佑北魏万世一系，但在其一百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已经深入人心。鲜卑贵族为求福祉挥金如土，洛阳城内的梵宇鼎盛一时。随着释教的恶性成长和僧侣的特权问题逐渐凸显，统治者开始对其产生反感。中国历史上曾四次灭佛，北朝就有两次（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这些血的教训遏制住了释教的恶性成长势头，中国最终没有演变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北朝的佛教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连，南朝亦然。虽然南方的沙门数量看似不如北方多，但南方的和尚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思想碰撞更为激烈。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既有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和扶持也有基层民众的信仰与期待推动了佛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和蓬勃发展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使得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