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天津教案的危害：八国联军差点提前进京

天津教案的严格性在清末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位晚清条记的作者曾感慨道，如果这个案件当时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如八国联军侵华。

案件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在1870年的四、五月份，天津地区频繁发生使用诱拐儿童的案件。不久，民间团体捕获了一个名叫武兰珍的嫌疑人，他声称来自法国教堂的杂役王三。当时，清代负责南方内地开放港口互市、交际事件的是三口互市大臣崇厚，其衙门设在天津。崇厚约见法国领事丰大业，请求教堂交出嫌犯对证。此时天津街上已经聚集了很多愤怒的大众，各种谣言不胫而走，情绪激烈。

丰大业为人骄傲傲慢，一言不和，竟然在崇厚衙门里拔出枪来。他离开后，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两人因迷拐案发生争执。丰大业开枪射击，打死了保护知县的仆人。这一举动激怒了围观群众，大家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侍从群殴至死。余恨未消的民众还焚毁了法国教堂，教堂中的十名修女、两名牧师在混乱中丧生。局势进一步恶化，四座英、美教堂也遭到摧毁，甚至还有三名俄国商人丢了性命。

教案发生后，外国炮舰迅速开至天津施压，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联名向清当局的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天津教案涉及洋教，早有先兆。在教案发生前，民众与洋教的争议已经在神州大地上此起彼伏。例如1861年，山西布道士因不准未参与传统演戏的中国民众出资参与传统分摊演戏酬神活动而引发绅士不满。湖南、江西、贵州等地也相继发生大众焚毁教堂、育婴堂事件等。

与上述事件相比，天津教案不仅涉及的国家多、死伤人众，而且存在失控的风险，外国人的反应也更加剧烈。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些事件都是由于不同文化在文明惰性的驱使下相遇却不愿相互理解所导致的矛盾。洋教士视中国人演戏酬神为“异端”，与中国人用猜疑的眼光看待育婴堂并无实质差别。只不过谎言的快速传播以及社会异动力量的推动使得中国人对异质文化的隔阂和误解更深罢了。

天津教案对于清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经历过两次战争的清王朝已经充分领教了坚船利炮的威力，如今多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使得他们不能有任何失误。另一方面，民间对教堂甚至洋人的愤怒情绪既具有正义性，也不是统治者可以轻易忽视的。清廷很清楚，如果对内打压民众、对外一味屈服，那么就会伤害“民心”，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在教案发生后总理衙门向高级官员征求意见时陕甘总督左宗棠认为应该让民众保持锐气同时加强自我保护力量。清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表现出明显的进退失据在崇厚身上已有体现之后清选择让曾国藩负责处理这一事件曾国藩名望正隆但此时已经得病尽管如此他还是领命前往天津处理这一事件。在处理过程中曾国藩始终认为查相至关重要尤其是要扒开围绕育婴堂的疑云这样才能让中外各方都信服从而平息这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