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南渡北归

苏东坡的南渡北归

祝勇

今日，我们随 “读言” 一起，踏入第1821天的陪伴之旅。我们的主角是苏东坡，一个情感丰富、既能感伤又能寻找康乐的人。当生活的悲剧如巨浪般汹涌而至，他便用无数琐碎而具体的快乐将其化解。这是他独特的生存智慧。

北宋的官场，比赣江十八滩更为凶险。

就在苏东坡翻山越岭奔赴岭南之际，他接到了朝廷的新旨意，被贬往惠州。那时，他的老友章惇被录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新宰相。

苏东坡曾戏言章惇未来会不眨眼，但当时他们仍是朋友。历史的发展，验证了苏东坡的预言。在惠州的日子里，章惇想方设法要除掉苏东坡，以防他东山再起。但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祖训，章惇只能采用借刀的策略，派苏东坡的死敌程之才担任广南东路提刑，让他不得安生。只要苏东坡过得好了，他们便不好过。

生活总是要继续的。苏东坡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不妨把自己当作一个一生未中功名的惠州秀才，一辈子未曾离开岭南。他依然作诗，坦然接受生命中的残酷。虽已年过六旬，他从未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更不会听从亲友的劝告，放弃他最钟爱的诗歌。在他看来，丢弃诗歌，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而正是灵魂的力量，使人拥有意志、智慧和活力。尽管这些诗歌曾给他带来，且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

苏东坡写下了一首名为《纵笔》的诗。诗中描述了他虽病中却潇洒自在的生活态度，让政敌章惇大为愤怒。他们决心对苏东坡进行更残酷的打击，既然不能杀他，就让他生不如死。公元1097年，朝廷的一纸圣旨将苏东坡贬到更遥远的琼州，而他的弟弟苏辙也被贬往雷州。

苏东坡明白，他可能一生都无法回到中原。当长子苏迈来送别时，他详细交代后事，就如同永别。那时的他，决定在海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自己的墓地和制作棺材。然而他并不知道，在当时的海南，几乎没有棺材这种物品。当地人只是在长条状的木头上凿出洞穴，人活着时存放稻米，死后则用来放尸体。

苏东坡孤身一人，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随行。年轻的苏过早已看透了人世的沧桑，这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成熟。他知道父亲被一贬再贬，是因为他功高名重，从不妥协。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父亲不肯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面对自然或命运的苛刻条件，他仍不愿以妥协来换取生存。有这样的父亲，苏过不仅没有任何责备，相反感到无比荣光。苏过在海南写下了《志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东坡看后心生感慨：“吾可以安于岛矣。”

苏东坡的命运似乎没有最低谷，只有更低谷。然而他对人生的热情和勇气，却成了他应对厄运的法宝。在儋州，除了写书、作诗，他又开始酿酒。有诗有酒，他从辩论和悲伤中解脱出来，内心产生了一种节日般的喜悦。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东坡被徙往廉州，苏辙被徙往岳州。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渡海帖》就是苏轼在这个时候书写的。

这幅《渡海帖》被认为是苏东坡晚年的书迹代表。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其“安静舒坦”。

再次强调，那一刻的离别，无需泪眼婆娑。让我们坦然面对生命的离去。正如苏格拉底临终前的嘱咐，他希望我们能以宁静之心放下世间一切，保持忍耐与镇定。

苏东坡病榻旁，杭州的旧友、径山寺的维琳住持已经守在他的身边。维琳住持在苏东坡耳边郑重宣告：“端明宜勿忘西方！”苏东坡虽然气息奄奄，却坚定地回应：“西方信仰我始终铭记在心，只是此刻我力量已尽。”

紧接着，钱世雄也靠近他的耳畔，声音洪亮地鼓励道：“师长平日里的坚韧与努力，此刻更需全力拼搏！”苏东坡微弱而坚定的声音再次响起：“我已尽力而为。”这一刻，生命的力量与坦然的态度交织在一起，展现出无尽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