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字皇帝康熙：朱批上时常出现错别字

康熙帝的一天，他翻开了一份奏折，这是巡抚李发甲在康熙五十六年十仲春初十天（1718年1月11日）呈上的，报告湖南秋收充盈、瑞雪盈尺等情况。对于这样的奏折，康熙帝通常会用“晓得了”三字来批复。然而这一次，他却在不经意间写成了“晓得子”。他并未多作停留，便用朱笔批过，将奏折放回套封。

李发甲甚至今日的读者看到“晓得子”三个字，第一反应都会是——哦，这是笔误。的确，康熙帝在奏折上写的“晓得了”，至少有一千三百次以上，唯有这次出了错。这无疑是笔误。

但当我们仔细翻看康熙帝的朱批，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错别字。康熙帝使用的是繁体字进行誊写，以下除特殊情况外，均使用简化字进行表述：

如“张云翰有几各(个)儿子？”“不打(搭)浮桥，从卢沟桥回鸾(銮)”等等。这些错别字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同音字错误，如将“骨气”写作“出暑”，“满洲”写成“满州”；二是形近字错误，如将“口外”写成“四外”，“米價 (价)”写成“米贾”。

这些错别字仿佛难以用“笔误”一概而论。康熙帝写错别字并非新鲜事，从古至今，除了不会写字的人以外，大家都会写错字（包括笔误）。那么，康熙帝的错别字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吗？

康熙帝本人十分勤奋于习字，北京故宫现存的顺治帝习字册页可以证实这一点。如果康熙帝也如此勤奋，那么出现上述错别字似乎有些不合逻辑。那么康熙帝的真实情况如何呢？

康熙帝自己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还表示：“朕自幼嗜书法，所见前人墨迹，必临一过。”这意味着康熙帝从小就开始练习书法，而且非常勤奋。他还大量题字赐人，全国著名古刹禅林几乎都有他的御书匾额。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保存的华文奏折大多是康熙四十年以后的，也就是说，上述列举的错别字大多也是在此之后写的。我们不禁好奇：每天写字的康熙帝，为何还会写这么多错别字？

原因在于康熙帝在朱批时“不起稿”。他拿起笔即兴在奏折上誊写，不事先准备草稿。而康熙帝颁发的书法是可以起稿的，不满意可以不用。这就是为何他会在奏折上出现一些看似笔误的错别字。他的自信和对书法的熟练使他能够在不起稿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书写，这也展现了他作为帝王的独特风格和个性。康熙帝的书信和御笔，一直是历史中的佳话。在他的众多故事中，也有罕见的现场挥毫场景。比如在金山的一次，宋荦恳请康熙帝为其故乡题字“西陂”，康熙帝欣然应允，即兴写下两大字。有趣的是，康熙帝后来并未将这幅作品直接交给宋荦，而是通过侍卫取回原稿，重新创作了一幅作品赏赐给他。这不禁让人对康熙帝的书法现场感产生了一些有趣的遐想。

关于康熙帝写字的故事，还有两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一次是在泰山，康熙帝本想题写“而小全国”，却意外将“而”字的一横写低了，幸好有宠臣高士奇在旁化解尴尬。另一次是在杭州灵隐寺，康熙帝欲题写匾额，却意外将“灵”字的“雨”字头写得过大，又是高士奇巧妙暗示，成功救场。这些故事虽然出自别史，但可以用来揭示康熙帝写字时的一些特点。

深入探究康熙帝的书法，我们会发现，他的书写并不总是完美无缺。他的朱批中经常可以看到先写错后再改正的痕迹，这在他的恩赐书法中是不多见的。比如先写“麦秋已热”，后来将“热”字改成“熟”字；“情行着速报来”，“行”改作“形”，等等。这些改动暗示他在某些汉字的掌握上还不够稳定。

尽管康熙帝曾自称学识渊博，无所不通，但他的朱批中偶尔也会露出一些瑕疵。比如他在一次朱批中写道：“此书刻得好的极处。”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又如他试图用满文表达“摧残”，却误用了“环绕纠缠”的“绕”字。他还曾在一封奏折上写道：“朕体安善。近闻尔之申明颇好，但身子健壮多病，不出掺演等语。”其中的“掺演”一词令人费解。

康熙帝曾自豪地宣称自己的满文水平极好，但对华文的掌握程度却未明确提及。尽管他声称对大臣的奏折中的错字一定会更正，但他在实际奏折上的改正却并不多。比如他在一次朱批中将“蓝”字改为正确的“琅”字，却又在另一次将“法蓝盖碗”中的“蓝”字写错。更令人费解的是，他会在奏折中将天干的“己”与地支的“巳”混淆不清。这些错误让他的无所不通的形象多少打了些折扣。

康熙帝的书法水平并非完美无缺，他的朱批中的错别字与审美关系不大，更多地与他的学识和文化水平有关。尽管他在许多领域都有深厚的造诣，但他的书法水平却展现出他学问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