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媛离名妓有有何分别？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繁华背后，名妓花魁的风采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名媛贵妇的璀璨身影。她们的出现，仿佛是对那个时代名妓花魁的华丽转身。

回溯历史长河，中国女人中有一个名字响亮的群体——名媛。那么，什么样的女人才能被誉为“媛”呢？词典中解释，“媛”即是美女，有着美好品德的女子。后来有人引申，仪态万方、风情万种的女人就是“媛”。而那些拥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的女子，便是“名媛”。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名媛”特指一种顶尖女子，她们不仅是血缘纯粹的贵族后裔，更是全面接受中西文明熏陶的典范。她们持有名校文凭，家庭教师中有前朝的遗老举人学士，也有举止文雅的英国或俄国没落贵族的夫人。她们精通英文，又熟读诗词；擅长舞蹈钢琴，又习京剧山水画；她们动起来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甚至开飞机，静下来则可以舞文弄墨抚琴练瑜伽……

她们的闺中好友可能是李鸿章的孙女、美国第一夫人的妹妹，她们的母亲可能曾与英国百岁玛丽皇太后共饮下午茶。名媛从小就被送入白俄的芭蕾培训班，弥补母亲那一代的遗憾。虽然名媛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但她们自有高雅气质。名媛在性事上保持玉洁冰清的态度，因此其中多有怨妇，被丈夫讥讽为“木佳丽”。就这样，“名媛”二字，凝聚了女人的高雅秀娴、风华仪采。

那么，什么样的女人能成为名动一时的名妓呢？名妓本质上也是靠出售才艺为生的，但她们的才艺高超，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名妓必须是天生丽质，袅娜娉婷、楚楚动人，一笑倾人城，二笑倾人国。她们还要技艺非凡，擅长琴棋诗画，懂得理财经商，知书达理，常常登上“花榜”，成为名动一时的花魁。最知名的名妓还要能上得了龙床，出得了厅堂，进得了书房。

中国古代不乏名妓，如苏小小、霍小玉、柳如是等。这些名妓中不乏仁慈端庄、伤时感事的青楼名妓。她们的命运多被生活所逼坠入青楼，但也有一些人心本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名媛和名妓虽然身份不同，但都是时代聚光灯下的女人。时代的聚光灯不仅关注她们的容貌举止，还关注她们的妆容、服饰、性格、爱好。在名媛与名妓辈出的时代，看到她们的美，就能读懂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观念。

那个时期，社会风气开放，旗袍、烫发就是美，西装领带也是美。男性充当男性的保护者这种作风和风度，也是时尚、可爱。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颠覆了帝制，也颠覆了晚清时期的观念和审美。虽然距离真正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观念的改变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从此，“花盆底”为代表的清代女装逐渐消失。

实际上，在那个时代，许多时尚都是名妓们率先引领的。相比于名媛的束缚和无趣，名妓出入权贵之门，交往广泛，她们的职业就是梳妆打扮、以色侍人，因此很快成为时代的风向标。许多所谓“名媛”的时尚服装，很可能就是跟随名妓们学来的。

辛亥革命后，女性普遍获得教育权，街上到处都是标致的女学生，名妓花魁的妆扮迅速被新潮的女学生所替代，女学生成为了引领时代风气的代表。在画家们的笔下和摄影机的镜头里，她们像东方的女性一样露出双腿，观光、游泳、骑马、射箭、打高尔夫。更有意思的是，当妇女学习名妓浓妆艳抹的时候，名妓们反而穿上学生装，戴上平光镜装纯。一些成熟的女学生则走进了“名媛”的行列。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深入人心，时代审美出现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放天足、自由恋爱的女子被视为俊逸的佳人，而那些常登“花榜”的名妓花魁，却被视为有独立品格的名媛贵妇。在旧上海的时代背景下，“名媛”一词的代表人物如宋美龄，以独特的魅力引领着时代的风尚。她们的风头之盛，如同刮起的“婚纱热”，让人瞩目。尽管她们的政治手段尚未显现，但在婚姻中的自立和掌控能力已然令人瞩目。名媛的代表人物不仅仅是社交场合的焦点，如交际大使顾维桢的妻子黄蕙兰，更是时尚潮流的引领者。在东方时尚进入上海的背景下，名媛们成为了月份牌小姐，广告牌上的时髦佳人，代表着上海的风气。与此“名媛”的评选也应运而生，取代了青楼“花魁”评比等传统方式。随着电影艺术的兴起，名媛们也仿佛戴上了明星的光环。百乐门舞厅中的唐瑛便是如此，她在舞厅中舞蹈、消遣，散发着青春的魅力。而在甲级旅店和特级旅店中的女租客们则是旧上海豪华生活的缩影，她们有的曾经是舞厅中的红舞女，有的则是从良嫁人后重又下堂的红信人。这些女性游走于社交场合之间，甚至与政要和黑道有所交集，她们是名妓花魁的华丽转身。在这个时代里，名媛们的生活充满了时尚、豪华和浪漫的气息，成为了上海滩上最引人注目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