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征高丽诏》兼谈高句丽历史问题
看到隋炀帝杨广的文章，我深感这是一篇极好的文章。仔细阅读后，我对那个时代的征伐步伐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这些看法与现今关于高句丽历史的争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杨广发布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文章，这篇文章既是征讨高丽的和平动员令，也是军事讨伐的檄文，同时也是对未来战争的微观布局。从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隋朝、隋炀帝以及征讨高丽军事行动的深远意义和微观安排。
隋炀帝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是隋文帝的次子。他通过阴谋手段废掉了兄长太子勇，弑父登基，成为隋朝的第二任皇帝。虽然他在位仅13年，却成功继承了隋文帝建立的强大帝国，然而他也因此把自己送上了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亡国之君的宝座。尽管隋炀帝是暴君和亡国之君，但他也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绝非昏庸无能之辈。杨广聪明、机智且才干出众。在追求权力和实施暴政的他也确实想成就一番伟业，如开凿大运河、建设东都洛阳以及征伐高丽等，这些都是影响千古的重大事件。在短短十几年内，能进行这么多轰轰烈烈的工作，绝非一个平庸无能之君所能为。隋炀帝过于追求享乐、好大喜功、傲慢自信，对民力的利用和压榨远远超出了极限，最终导致了民怨沸腾、内外交困，走上了亡国之路。
从文学角度看，隋炀帝的文章功底颇为深厚。他的圣旨论点清晰、论据充分，与唐太宗的文章相比，在文学上丝毫不逊色，甚至有些地方的处理更为合理。文章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气势磅礴，颇有王者之风。他以“师出仁义”的传统用兵之道进行号召，分析了形势，强调了隋朝之强盛与正义，同时揭示了高丽的恶劣行径。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强调了王者之师的抽象形象，突出了宽容的精神，同时强调了军纪的严明。
尽管文章在文学上取得了成功，实际的军事行动却并非如文章所说那般辉煌。由于指挥不当，一百多万人的庞大军队在战场上展开，形成了千里长龙般的阵势，更像是一场盛大的游行。尽管场面壮观，但士气低落、后勤补给困难、指挥漏洞百出的问题仍然存在。三次征讨高丽，均以失败告终。过度兴兵动众，不计后果的战争使得国家元气大伤，民众怨声载道。此时的隋朝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
从隋朝统一到农民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的二十二年时间，这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强大帝国突然崩溃的时期。如果说三次征讨高丽是起义的之一的话，那么实际上确实如此。乏味的征讨之诏成为了大隋朝的亡国之诏。仔细想来，看似谦逊的文辞下掩饰的穷兵黩武导致了国家的灭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再来说说现在关于高句丽历史的看法问题。从历史角度看，隋朝征讨的高丽与现在的朝鲜并不是一回事。现在不仅韩国，连中国的很多历史研究也将朝鲜与高丽混为一谈，将当时的征高丽说成是征朝鲜这是极为错误的。朝鲜相传为殷商末期箕子所开辟其历史远早于高丽而且因为历史传承和地理接近的原因一直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朝鲜分裂为百济和新罗两个小国而高句丽与朝鲜并非同源它是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在西汉前期于浑江和鸭绿江一带兴起后逐渐壮大国土扩张到了当今中国西南部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兵力相当强盛将百济新罗挤压到仅剩朝鲜半岛最南端的狭小地区对于中国和当时的百济新罗来说高丽都是入侵者也就是说现在的朝鲜也是高丽入侵的受益者。在历史的波澜壮阔中，韩国与高句丽的历史纠葛一直是引人入胜的话题。此刻的韩国却将高句丽的历史强行划归为其自身历史，这种黑白颠倒的做法显得荒诞而不合历史事实。实际上，高句丽是一个多数民族政权，其地盘和人口大部分在唐代已经并入中国。
在公元918年，王建在韩国半岛建立了高丽王朝，这是与昔日的高句丽完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今日部分韩国人试图将两者混淆，甚至将王建的高丽王朝视为今日韩国的起源。实际上，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隋唐时期对高丽的战争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今日韩国或朝鲜祖先的战争。那时的新罗也曾与唐代并肩作战对抗高丽。对高句丽的征讨实质上是为了驱逐对其威胁的势力，以防其对中国和百济、新罗造成更大的侵害。尽管隋炀帝征讨高丽的决策过程中存在失误，但其出发点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这段历史中，隋炀帝的文字充满了力量与决心。他誓师出征，意在拯救百姓于战火之中。他的军队如同猛虎下山，势如破竹，心怀正义，为百姓除害。他们的目标直指高丽，意在斩妖除害，拯救苍生。每一个士兵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誓要为国家安定而战。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支持，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战胜高丽，才能保护家园安宁。
王者之师，重在止杀。隋炀帝虽有意征讨高丽，但他的初衷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战。他希望高丽能够归顺朝廷，接受法律的制裁。如果高丽愿意放下武器，向朝廷投降，他将予以宽恕和包容。对于其他归顺的人，他将给予安慰和抚慰，让他们重新过上安稳的生活。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继续作恶的人，朝廷将给予严厉的惩罚。这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民族的利益。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隋炀帝展现了一个明智君主的形象，他既决心捍卫国家利益，又注重仁爱和宽容。他的决策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福祉而做出的深思熟虑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