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中国古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中国，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辽阔大地，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超过13亿的人口，正迅速崛起，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引发全球关注。民族文化的软实力，关乎我们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关乎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是实现二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我们的精神之源，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文化遗产，对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全面审视传统古史观及其史料基础，对封建的束缚进行突破，树立史料的批判意识。对古史的过度怀疑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作为传统古史基础的先秦古籍，确实存在一些原始的缺陷。由于流传过程的复杂性，这些古籍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主观意图的篡改。由于年代久远，古籍的脱节、派生、错误等现象难以避免，导致传世文献史料的质量下降。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古史体系，仍有许多谜团尚未解开。

在传世文献无法完全构建古史体系的情况下，出土文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它们作为相对清晰、基本不受干扰的原始资料，为澄清史实、重建古史提供了宝贵线索。尤其是清华简的抢救性发掘，为我们揭示了许多两千年未见的历史秘密。通过清华简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夏朝的存在争议以及商朝和西周的历史变迁。

夏朝的存在一直是学术界的争议焦点。清华简中的《禹公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禹治水的重要记载，证实了夏朝的存在。而《后府》则是一篇流传广泛的先秦文献，为我们揭示了夏代的礼乐制度。与夏代相比，商代的史料在丰富性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甲骨文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仍面临材料过于分散、内容单一的问题。幸运的是，清华竹简中发现的商史古籍极大地丰富了商代的史料。这些古籍如《殷志》、《殷鉴》等详细描述了商代的历史变迁和治国之道。西周史由于三代文献的丰富以及大量青铜铭文的出现，已经具备了进一步细化的条件。清华竹简中的新发现古籍为西周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纠正和补充。

这些古籍的重现为我们揭示了历史的真相，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它们不仅满足了处理外部疑难和挑战的客观需要，也满足了学术总结出土文献相关研究成果的实际需要。这些重要的发现让我们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也让我们更加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揭示更多历史的秘密。自文王称王以来，这一事实有力地反驳了自汉代以来关于文王未曾称王的观点。关于儒家经典史上的诸多话题，诸如西伯的身份、吴王去世的年份、成王登基的时代以及是否存在Z王登基等，都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在历史长河中，侯公堂、郑东等地在秦始皇、晋胥和震旦时期都有着重要的线索。

西周历史文献呈现出早期记载丰富、中后期记载稀缺的特点。商蜀流传下来的周书，仅有穆王时期的陆行属于西周中期。清华的后代简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尽管《易州书》中也有一些文本流传，但相较于清华简牍中的文本，其可靠性受到质疑，简牍文本中补充了许多关于《三公制》等历史事件的重点内容。《活着》这部西周中叶的重要著作，近千字篇幅，对于作者的问题存在穆王和肖王两种说法，若能得到证实，将极为珍贵，因为此前未有孝道时期的文学作品流传下来。

芮良甫月作为诗歌体裁，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而在史无前例的《家事志》中，也记载了李、玄、游三朝的历史。关于西周晚期以及两周之间的历史，清华简牍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中的记载与古籍相符或相悖，而关于秦人的迁徙、发展和融合的过程也在简牍中有详细的记载。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重要阶段，左传和郭禹为我们提供了相对清晰的历史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并非完全涵盖在左传和郭禹之中。金楚史是春秋时期的支柱，关于金楚的记载较为详尽，而其他国家的记载则相对不足。国语虽然包含21卷，但关于秦国的记载却极为有限，这与秦国在春秋时期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符。

值得庆幸的是，清华竹简中发现了许多属于春秋时期新文学的体裁，这些发现弥补了左传和国语的不足。除此之外，金代史料虽然丰富，但新史料的发现无疑更加有益。《赵建子》是一篇讲述金文宫流亡的历史和复辟的统治的文章。《岳公七世》是一篇体裁文学丰硕的文章，以编年史的形式详细描述了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的兴衰变迁。这些资料对于纠正传统史料的错误具有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积极探索古代治理的智慧，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和新时期治理国家和提供有益的启示。商唐、彝隐等早期文献体现了民本思想，《后府》一文则强调了尊天重德，反映了周初道德统治的进步。《清华简报》第八版发表了许多关于治国和政治的古籍，其中《治国》一文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阐述了国家兴衰的行为。《世界之道》则强调了古代圣王赢得天下的关键在于赢得民心。这些思想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哲学思想。

在这片清华简牍的海洋中，蕴藏着众多古代文化的秘密。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祈祷文，这些简牍中还记录了许多祭祀仪式中的神祇祈祷，仿佛时光的印记，让我们感受到古人的与信仰。

这些简牍中还有许多珍贵的乐谱和马经等待我们去整理和研究。这些古籍如同古老的宝藏，为我们揭示战国社会的丰富文化，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风貌。

清华简牍所抄古籍的价值，远超过对具体史实的纠正，它为我们提供了古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尽管这些简牍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古籍复制，但它们并未完全颠覆我们的传统古史认知。对于古史的重建，我们需要对古籍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既要怀疑，又要信仰，同时更要深入解读。

回溯历史，王国维在清华教授古史新证据时提出的《双重证据法》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他批判了过去的可疑之处，但认为对待可疑的态度和批评精神在古代史料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如今，我们要重新认识古籍，重建古史，不仅需要依靠地下新材料，更要充分发挥纸质资料的价值。双重证据法强调的是两者相辅相成，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各有其独立价值。

尽管考古资料中可能未提及某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不存在这些问题，更不能推断传世文献记载中有误。先秦古籍浩如烟海，我们无法凭借有限的知识去推断无限的未知，这是不合理的。对于古籍，我们既不应过分怀疑，也不应盲目相信。正确的态度是对史料进行预先的批判，依靠史料说话。

（作者：程浩，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合作创新中心和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