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后，梁朝文学为何会在江陵地区短暂复兴？

　　之乱后，南朝梁文学在江陵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复兴。接下来奇闻网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江陵政权始于承圣元年(552)，终于承圣三年(554)。在此三年内，梁朝处于侯景之乱后的短暂和平期。在的号召下，江陵聚集了大量的文人精英。他们在此处校订典籍，举行了诗歌演唱和活动。

　　一、江左文人集团的重组

　　梁太清六年(552)三月，萧绎领荆州军平定侯景之乱;十一月，萧绎据江陵正式称帝，改元承圣。江陵政权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江陵一直是南朝重镇。西晋末，中原世族南迁，部分世族侨居于江陵。梁朝时期，江陵士族已成为江左士族的中坚力量，如南阳、南阳庾氏。

　　，江陵历来为荆州治所，南朝历代的荆州刺史大多是皇室宗族，他们当中有很多喜爱文学的人，他们的经营为江陵打下了一定的文学根基。萧绎镇守江陵时，亦积极接引文学之士，遂成著名的“西府文人集团”。萧绎能在江陵召集众多人才，一方面凭借的就是其文名远播，另一方面，则是凭其戡乱之功。

　　相比期的其他势力，如益州、雍州等，都在侯景围困建康时拥兵坐观，而萧绎却带领以王僧辩为首的荆州军剿灭侯景，自然树立了很大的威望。加之其镇守荆州多年，“拥全楚之资”，颇具实力，所以，萧绎建立的江陵政权颇具号召力。侯景之乱后，很多文人纷纷投奔至江陵，一时间，江陵汇聚了梁末众多的文学精英。

　　投奔江陵的文人中，有萧绎主动接引者，如;有王僧辩为其招募者，如沈炯;有自发西上者，如姚察父子。王褒是南朝高门琅琊的后裔，萧绎欲待之以不次之位。可见门第之高、文才之盛。

　　侯景之乱时，王氏家族遭受重创，王褒以家族及自身文名西赴江陵，对元帝而言具有相当强的文化号召力，于其自身而言亦是家族文化的延续。王僧则辩在平定战乱的过程中，曾为元帝招揽到不少人才。如萧大圜，是侯景之乱后鲜少幸存的子孙之一，王僧辩对其招募，带有巩固元帝势力的政治意图。

　　大圜至江陵后，元帝令大圜告知其兄汝南王大封等前来拜谒，即可知元帝意在控制这些威胁其皇位的子侄。另如庾肩吾、庾信、姚察父子、颜晃等，皆为侯景之乱后自发投奔江陵政权者。《陈书·姚察传》载“元帝于荆州即位，(察)父随朝士例往赴西台，元帝授察原乡令。”以其“例”字可见，当时投奔江陵者甚众。

　　经历过的文人们本身就脆弱不堪，亟需求一个安稳之地投靠。尤其是一些高门大族之后，他们肩负家学传承之任，更加渴望新政权能重新走上乃至盛世之路。

　　江陵政权灭亡后，这些文人或入北，或入陈。庾信、王褒入后为宇礼遇，阴铿、徐陵入陈后亦为重要文人。可见，在建康文学遭受重创后，此时期聚集江陵的文人，是多么优秀和重要。

　　二、典籍校订中“四部”名称的标目

　　萧绎在江陵即帝位之后，欲定都于此，遂命王僧辩将建康留存的书籍运至江陵，并敕学者、文人进行整理、校雠。梁朝很多典籍都保存于台城宫殿内。侯景之乱时，建康城“千里绝烟，人迹罕见”，很多宫殿被烧毁，幸有部分保存良好，文德殿就是其中之一。王僧辩运往江陵的典籍就多为文德殿所存。

　　文德殿为梁朝校订典籍、讨论文学的机构，兼具学术和文学功能，在武帝天监年间与入主东宫两个时期最为繁荣。入文德殿者，一为在此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一为受武帝宴请参与论诗作文等活动的人。此二者中，既有博学多识的儒生，亦有才华横溢的文人。

　　武帝天监时期，王僧儒、张率、袁峻、丘迟、到沆、庾于陵、许懋等人皆入直文德省，校订坟史，撰录典籍。而若王训、萧子恪、贺琛、王规、沈众、张讥者，皆曾被召入文德殿，奉诏赋诗作文。《·经籍志》录有《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和《文德殿目录》，皆为在此地的文人学者整理校雠之果。

　　文德殿书目的整理校雠，为梁朝汇集了大量珍贵典籍，是南朝自刘宋以来图书业的一大盛况。武帝“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梁朝公私典籍之盛为前三朝所不及。萧绎作为武帝之子，特著《》记其聚书之好，又在即位后特令王僧辩将书运往江陵，与此不无关系。

　　在武帝召集群臣赋诗的宫殿中，包括文德殿、华光殿、寿光殿等，其中属文德殿所聚次数最多。其中原因，当是文人集体作诗好用典隶事以炫文技，不免有竞争之意。文德省作为当时最大的聚书机构，不仅为武帝所喜，亦为文人所爱，因而成为武帝时文人集会的常聚之所。文德殿论诗作文之风亦延伸至萧纲入主东宫时。

　　时萧纲“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其中，张长公即为武帝时入直文德省的张率之子。文德省的存在，既承担了聚书的职能，又为文人论诗唱和提供了辅助作用，可为当时一文化标杆之所在。侯景之乱后，文德殿的典籍悉归江陵，自然会引起很多文人的重视，包括萧绎在内。

　　对萧绎个人而言，这既是为了个人之喜好，亦是巩固江陵政权的方式。对侯景之乱后四散各地的文人来说，这些典籍具有极大的文化向心力。《陈书·周弘正传》载“及侯景平，僧辩送秘书图籍，敕弘正雠校。”可知，元帝组织了学人对王僧辩运来的典籍进行了整理雠校。以颜之推所记，参与校书者共十六人。

　　以经、史、子、集四部分为组，每组四人。在现存史书中，有明确姓名记载者共十人周弘正、王褒、殷不害、王孝纪、徐报、庾信、周确。其中，周弘正为经部领校人，王褒为史部领校人，殷不害为子部领校人，庾信为籍部领校人。

　　此次校书是元帝组织江陵文士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校书活动，其意义在于明确了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名称。古书典籍的目录分类始自西汉，时、刘歆父子编《七略》，因其中《辑略》为总序，所以实际上是将书籍分为六类。后来撰《汉书·艺文志》，延续了父子的分类法。

　　西晋时期，荀勖作《晋中经簿》，将书籍按六艺小学、、史传记录、诗赋作品四部进行分类，并以甲、乙、丙、丁四字进行标目。东晋撰《书目》，沿用了荀勖的四部分类，并以甲、乙、丙、丁进行标目。

　　不同的是，李充将荀勖的四部分类顺序调整为六艺小学、史传记录、诸子百家、诗赋作品，近似后世的经、史、子、集之顺序。时期，南齐王俭撰《七志》，梁朝阮孝绪撰《七录》，二者都延续了两汉时期的分类方法。

　　又有刘宋时期，编的《四部目录》;南齐时期，王亮、谢栔编《四部书目》;梁朝时期，任昉、殷钧编《四部目录》，又名《文德殿目录》，刘孝标编《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刘杳编《古今四部书目》。可知，书籍分类自两汉至魏晋，是由“七分”(实际为六分)转变为“四分”，至南北朝，则“七分”与“四分”并存。

　　直至《隋书·经籍志》，将书籍按经、史、子、集顺序分类，正式确定了四部分类顺序和四部名称。在“七分”与“四分”并存的南北朝，江陵文士选择后者进行整理校勘，可以间接看出其领导人萧绎的四部分类观念。萧绎在其《金楼子·著书》中，将所得图书分列目录，按甲、乙、丙、丁分类，四类顺序亦近似经、史、子、集之序。

　　，在《隋书·经籍志》之前，四部分类顺序虽逐渐靠近经、史、子、集之序，但鲜少见到“经史子集”的明确标目，唯有颜之推记载的此次江陵校书，明确出现了书籍四部的名称——经、史、子、集。此次校书，可以说是现存文献记载中出现四部分类“经史子集”的名称。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三、诗歌唱和中宫体诗风的复苏

　　侯景之乱虽然导致了以萧纲为中心的宫体文人群溃散，但江陵政权集聚了荆、扬两地的文学精英，他们在萧绎的领导下，偶尔有举行集体性的文学活动，只是这些活动因战火破坏记载甚少。在现有的史料中，仅可略窥一二。

　　《陈书·徐俭传》载“侯景乱，(徐)陵使魏未反，俭时年二十一，携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闻其名，召为尚书金部郎中。尝侍宴赋诗，元帝叹赏曰‘之子，复有文矣。’”徐俭，即上述参与子部校书之徐报，为徐陵长子，“幼而修立，勤学有志操”，颇有徐陵之风。以上文记载看，徐俭曾做过一首侍宴诗，只是如今不见。

　　徐俭与其父相同，也曾出使北地，庾信曾作《徐报使来止一相见诗》曰“一面还千里，相思那得论。更寻终不见，无异桃花源。”可知，徐俭出使北方时曾看望过庾信。从庾信给徐俭所赠诗可以想见，徐俭应是承其父之学善于作诗的，否则庾信也不会以诗相赠。

　　另北周滕王宇文逌曾提及庾信在江陵的作品集“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可知，在萧绎领导的江陵政权中，不仅有帝王组织的宫廷宴会赋诗，文人私下亦有不少的诗歌创作。另一处集中性的文学活动当属元帝等众人作《燕歌行》了。

　　此次诗歌唱和活动，原作者为王褒，元帝及庾信等人皆为和作，众人作品合为《燕歌行集》，今所见“三数篇”，正是元帝、王褒、庾信的三首诗歌。萧、王二诗皆承袭魏文帝《燕歌行》之“行役不归，夫人怨旷无所诉”，风格偏于婉丽。

　　元帝之作纯写少妇闺怨，流于哀婉，王褒之作分述征人思妇，首尾皆以思妇情思为主，风格较元帝之诗更为明丽。二位诗人都是生活在宫墙之内的贵族，对外界的接触也鲜少能真正领略塞北寒苦，一点了解多是来自于史书中的描述，因而所谓“妙尽关塞寒苦之状”未必属实。

　　相比而言，庾信之作在艺术上要胜过元帝和王褒。如“代北云气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诗歌前半部分写将军征战之久，行人戎役之苦，悲凉慷慨，顿挫激昂，其中写景状物甚是辽阔苍茫。后半部分又回到昔日宫体旧调，写思妇离情之深，空床独守之难，风格绮丽轻冶。

　　四句转而表达了作者求仙问药的畅想。江陵政权建立时，既要面临萧氏皇族内部争斗，又要提防北部的。在人人自危之时，诗歌结尾却宣扬了这种思想，与当时的时代背景颇不协调。

　　这种矛盾的现象是特殊的时代环境对诗人人格造成的影响侯景之乱发生后，庾信投奔萧绎，并对江陵政权寄予热切希望。然萧绎生性多疑，对部下甚为猜忌，以致君臣离心。他甚至起用侯景余党，继续攻杀威胁其政权的皇室亲族，此为内忧。而东、西魏虎视眈眈的环伺，对于战后国力弱小的江陵一隅而言是极大的危机，此为外患。

　　诗人心中既希望梁朝能在江陵继续延续，又对严酷的政治形势无可奈何，诗歌情感只得表现得非常复杂。透过社会背景可知，庾信诗歌中的哀怨之情不仅是思妇、征人的哀怨，还有更大的社会哀怨，这种哀怨之情相比王、萧二诗流于表面纤靡之风而言，更加深透，更多层次。王夫之评此诗曰“故人患无心耳，苟有血性、有真情如子山者，当无忧其不淋漓酣畅也。”

　　四、

　　总体而言，侯景之乱虽然打破了梁朝安逸享乐的和平，使得京都建康的宫体诗人群四散飘零，宫体诗创作也因战乱被搁置，但萧绎建立的江陵朝廷积聚了建康、荆州两地的文学精英，文人校勘典籍，对书籍四部名称进行了明确标目。

　　江陵文学出现短暂的复兴，他们的《燕歌行》唱和活动反映了在相对稳定的短暂时期内，梁末文学出现了宫体诗复苏的迹象。元帝与王褒二人的《燕歌行》延续了梁朝宫体诗的艳丽之风，而庾信的《燕歌行》既有宫体诗之丽，也包含了对时局担忧的复杂情感，相比元帝、王褒二人之作更加深沉，此诗可被视为庾信诗歌诗由梁朝宫体走向暮年诗赋的重要过渡阶段。